湖山忆书｜路易·莫雷尔与他的《辞典》

大对开本与现代图书的比较

1704年第11版《历史大辞典》，2022年5月购于ebay

1690年12月，皮埃尔·贝尔（Pierre Bayle，1647-1706）萌发了编写一部辞典的想法，在写给表兄弟的信中，他说：

我想编一本批判式辞典，其中将搜集那些编写词典的人和其他作家所犯的错误，并在每个人或城市的名字下减少有关该人或城市的错误。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很耗时，需求有思想的人提供意见和倡议，而且我不想在没有与公众交流任何计划和成果之前，就贸然入手。所以，我很快就把《前言》（Avant-Coureur）的前几篇词条印出来，与公众交流。（Pierre Bayle, Nouvelles Lettres, Tome II, La Havie: chez Jean Van Duren, 1739, p. 297。注：贝尔的一切通讯都能够在网站http://bayle-correspondance.univ-st-etienne.fr/查询检索）

两年后，贝尔出版了一本四百多页，八开本的书，题为《批判辞典的草案与节录》（ Projet et fragmens d’un dictionnaire critique，下文简称《草案与节录》）。事实上这不是一部独立的作品，而是为计划编写的辞典做的“广告”，目的是试探市场的反响。当时，出版业风险很大，经验丰厚的作者常常会在正式作品出版之前，经过不同方式，或向不同的出版商同时透显露版计划，或是像贝尔那样打出“广告”，试探读者反映，激起订阅者兴味，为未来的出版筹集足够多的资金。

在《草案与节录》中，贝尔透露了他编辑新辞典是为了修正之前辞典存在的各类错误。他以为，这就是“批判家”（Mrs les critiques）的任务：

为人类的弱点提供如此之多的证据，因而能够为他们的各种谬论编写几卷书。这几卷书能够在人的最大的虚荣心方面，也就是科学方面，让人感到羞愧。如此之多的战利品或是如此之多的凯旋门（arcs de triomphe）是为人的无知和脆弱而立。（引文出自《草案与节录》，原书无页码）

在他看来，这就是后来那部不朽的《历史与批判辞典》（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et critique, Rotterdam, 1697. 下简称为“1697年版《批判辞典》”）所要完成的“巨大的道德效益”。在这些有待批判与修正的辞典中，贝尔特别提到了一部由某位莫雷里先生编辑的《辞典》：

我正准备完成这一巨大的道德效益，我将用同样的自由和同样的诚实态度，看待一切的作者，不论他是哪国人，也不论他信奉什么宗教。我宣布，没有什么比有争议的辞典更荒唐的了。这是莫雷里先生的作品最大的缺陷之一；里面有一百多处内容，看上去像是十字军的布道。就我而言，我并没有和汉尼拔说：“打击我的敌人将是迦太基（hostem qui feriet erit mihi Carthaginiensis）”，而是说，一切背离谬误的人将是我的陌生人。（1692年5月5日贝尔写给杜·朗德尔【Jacques du Rondel，1630-1715】的信，参见http://bayle-correspondance.univ-st-etienne.fr/?Lettre-864-Pierre-Bayle-a-Jacques&lang=fr）

贝尔指出，莫雷里的《辞典》不只有史实错误，而且宗教倾向太明显，致使于对某些有争议的问题的解释不可信。最后，贝尔放弃原先的纠错计划，改动初衷，决计编一部全新的辞典，这一定不会是那种“会在书商的书店里腐朽”的书 （1697年版《批判辞典》，第2页）。在1697年问世的《批判辞典》的前言中，他花了两大页篇幅，细致阐明了他的辞典与莫雷里的《辞典》的种种差别。他说，莫雷里讨论过的问题，他普通都会避开，假如非要处置，那样一定会运用不同的资料，绝不会重复莫雷里《辞典》里给过的证据，假如一定要援用，那也会给出出处，由于“我很不信任它（指莫雷里辞典——引者注）……” （1697年版《批判辞典》，第9页）。固然如此，贝尔还是谦逊地以为，《批判辞典》无法掩盖莫雷里《辞典》分发的耀光：

辞典的第一批作者犯了很多错误；但是他们也赢得了他们的后继者所无法逾越的光彩；莫雷里付出了庞大的艰苦，他的工作对一切人都有益处，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充沛的教益。他的辞典能在其他书籍无法企及的中央播散启示，而这些中央对状况不需求有确切的了解。自从两个荷兰版发行以来，该辞典持续在各地传播，而且愈加地道。 （1697年版《批判辞典》，第10页）

不外，后世记住了《批判辞典》，却简直完整遗忘了莫雷里教士（Louis Moréri，1643-1680）的《辞典》。事实上，这部《辞典》从第一版（1674年）发行，直至1759年停售，总共出了二十四版，另有十六个外文译本（包含重印）。我们往常无法统计各版辞典的总销量，只了解一些个别版本的销量。好比1692年第七版在一年内售罄，连同接下来重印的几个版本在1692-1698年六年内的销量超越七千册。对一部对开本、每卷超越五百页、总页数超越两千页的辞典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销售纪录。

《辞典》的题目很长：

《历史大辞典：圣俗史物诙谐混编，以节略的方式记叙〈旧约〉的族长、法官（juges）和国王、教会的教宗、东正教的圣父和圣师、四大教会的主教、著名的枢机主教、高级教士以及异教徒的生平。记叙罗马、希腊、日耳曼地域、异教徒、基督徒和奥斯曼帝国的皇帝生平，记叙国王、出色的君主和巨大军官、古代和现代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者、哲学家、艺术发明家的生平……包含：描画国度、帝国、王国、外省、城市、岛屿、山脉和新旧世界的大江大河，人们会精确地看到边疆，发现中央的状况与状况、习俗、习气以及政体与宗教。随同着记叙大公会议和特殊公会议、教会会议、伪教会会议以及其他宗教会议，谈论举行这些会议的城市。宗教律令和军事命令的称号、树立及其传播，以及其开创人的生活。此外还有古代异教的诸神和英雄的神话故事。整本书充溢了奇特的评论与专论，既是为了廓清年代学的灾难，也为理处置历史争论》（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ou le Mélange curieux de l’histoire sainte et profane, rapportant en abrégé, les Vies des patriarches, Juges et rois de l’Ancien Testament, des Souverains pontifes de l’glise, des saints Pères et docteurs orthodoxes, des vêques des quatre églises patriarcales, des cardinaux et prélats célèbres et des hérésiarques. Celles des Empereurs de Rome, de Grèce, d’Allemagne, paens, chrétiens et Ottomans, des rois, des princes illustres, et des grands capitaines, des auteurs grecs et latins, anciens et modernes, des philosophes, des inventeurs des arts […] contenant : la deion des tats, Empires, Royaumes, Provinces, Villes, les, Montagnes et Fleuves considérables de l’ancienne et nouvelle géographie, où l’on remarque exactement les bornes, la situation et les qualités des pays, les murs, les coutumes, le gouvernement et la religion des peuples. Avec l’histoire des Conciles généraux et particuliers, synodes, conciliabules, et autres assemblées ecclésiastiques, en parlant des villes où elles ont été tenues. Le nom, l’établissement et la propagation des ordre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et la vie de leurs fondateurs. Et l’histoire fabuleuse des dieux et héros de l’Antiquité paenne. Le tout enrichi de remarques et dissertations curieuses, tant pour l’éclaircissement des difficultés de chronologie que pour la décision des controverses historiques）

莫雷尔《辞典》的版本状况。注：表格依据Arnold Miller、Pierre Bodard 以及法国国度图书馆相关信息整理而成。

关于辞典的编者路易·莫雷里（Louis Moréri，1643-1680）的生平状况，我们所知甚少，到目前为止，只需一份研讨可堪鉴用，即法国学者波达尔于1971年发表在《德拉吉尼昂与瓦尔地域科学与考古研讨会公报》上的一份研讨 （Pierre Bodard, “Un érudit du XVIIe siècle, M. l'Abbé Louis Moreri de Bargemon (1643-168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tudes Scientif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Draguignan et du Var, Tome XVI, 1971, pp. 48-82）。依据波达尔的考证，莫雷里出生在法国南部一个名叫巴尔日蒙（Bargemon）的小镇。该镇现从属于瓦尔省德拉吉尼昂区。这是一个名不虚传的小镇，1765年定居人口仅为一千七百人（2019年人口统计为一千三百三十四人）。但是，巴尔日蒙历史长久，能够上溯到九世纪，至今还保存着中世纪的城墙和城门。莫雷里的祖上可能是在查理九世时期，从第戎迁移至此，并与当地贵族联姻，改姓莫雷里。家族运营着一座磨坊，不算富有。路易·莫雷里是第三代，他出生于1643年3月25日，先后在德拉吉尼昂区的宗教学院和埃克斯的耶稣会学校中求学，最后在里昂取得神学博士。

在里昂，莫雷里开端崭露头角，发表了第一部作品《诗集》（ Les doux plaisirs de la Poésie, ou recueil de diverses pieces, 1666），并遇到了人生的第一位贵人，阿普特教区主教（évêque d’Apt）加亚尔（Jean de Gaillard, 1634-1695）。加亚尔家族在中央和巴黎都有熟人，他的妹妹德·维内尔（Magdeleine de Gaillard de Venel, 1620-1687）时任“法兰西之子”（enfants de France，注：法兰西之子指的是法王合法婚姻所生的孩子，这一头衔不适用于国王的孙子；1330年，法王腓力六世【Philippe VI，1293-1350】为他的儿子法兰西的路易【Louis de France，1330-1330】创建这一头衔）副总管。加亚尔学识广博，于1671年被任命为阿普特教区主教，在工作方面他相当担任，任职期间变革宗教团体，还兴建了好几座慈悲医院。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littéraire, scientifique et artistique d’Apt, Tome 1，La société., 1874，pp. 389-39；Joseph Hyacinthe Albanès，Gallia christiana novissima: histoire des archevêchés, évêchés, Tome 1, Valentinoise: Société anynyme d’imprimerie Montbéliardaise, 1899, pp. 288-289）

在升任主教之前，加亚尔可能就认识了莫雷里。他们两人彼此观赏，而且都知道对方想要编写一部辞典。莫雷里在《辞典》前言中说道，这很可能与他的“特殊嗜好”有关，由于：

我有一种特殊的嗜好，就是很想了解生活在各个时期的巨大人物，也很想研讨主教公会（Conciles）和教会事务，我的信仰也促使我这么做，（朋友）劝我编一部辞典，有人倡议取名《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de l’Histoire），这种圣事和俗事编在一同的有趣的集子，将会对公众有利。（《辞典》，1674年，前言，无页码，括号中的宋体字为引者所加）

加亚尔为何要编辞典，无从知晓，只知道他为了这项工作，跑遍了欧洲主要的图书馆，包含梵蒂冈图书馆，做了大量的笔记摘要。在结识了莫雷里之后，加亚尔把一切资料无偿送给了他。在第一版《辞典》前言中，莫雷里用八页篇幅，表白了对加亚尔主教的感激：

我轻率地把这部原本您计划编辑的作品呈送于您，这并不是为了取得公众的赞同，以光彩您的包庇；而是为了弥补我对您的亏欠，公开表示对您的尊重，以及我愿为你效能的热忱。……我必须再次向您真诚地坦诚；无论这部作品的主题多么庞杂，多么恢弘，我都不以为我向您展示了任何您所不了解的新学问。（Louis Moréri, Monsigneur Jean de Gaillard,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Lyon: chez Jean Girin & Barthelemy Riviere, ru Merciere à la Prudence, MDCLXXIV, 无页码）

1674年第一版扉页

第一版印刷精巧，扉页插图由雕琢师热拉尔·奥德让（Gérard Audran，1640-1703）设计制造。奥德让出身于雕琢世家，二十六岁那年为画家勒布伦（Charles Le Brun，1619-1690）的画作《米尔维安大桥战役》制造雕版画，一举惊动巴黎艺术圈，后应财政总监科尔贝尔之邀，出任御用雕琢师。扉页画面上，一位女性手捧一卷书和一只鹅毛笔，检查一段只需下半截的、环绕着花环的石柱，一旁是克洛诺斯（即古希腊的时间之神）向她展示过去的痕迹。地上散乱着各种物件：徽章、头饰、红衣主教的帽子、王冠等。这些物件意味着权益，背景中有饲料、方尖碑、雕像，意味历史。在版画的右上角，花龛上刻着一行拉丁语：Ex pluribus unus odor。这大约说的就是这部《辞典》乃是“集百家之长”。

莫雷里在《辞典》导论中，除了感激加亚尔主教之外，还罗列了此前出版的几部著名《辞典》，写了一份相似“《辞典》编辑史学史”的文字。这或许就是他自创并试图超越的“百家”。第一部是艾蒂尔（Charles Estienne，1506-1564）编的《历史与诗歌辞典》（ Dictionarium historicum ad poeticum），第一版出版于1533年，是法国人编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第二部是布鲁瓦森涅（Juigné-Broissinière，生卒年不详）的《神学、历史、诗歌、天文学与年代学辞典》（ Dictionnaire théologique, historique, poétique, cosmographique, et chronologique），第一版出版于1644年，至1672年阅历了十几个版本。这是一本编得很糟糕的词典，大量内容不外是翻译艾蒂尔的《历史与诗歌辞典》，独一的价值是用法语写作。第三部是博耶（Paul Boyer，生卒年不详）的《辞海》（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注：《辞海》是意译，此书相似往常的《辞海》，只是在词序排列上有所不同），出版于1649年，这是一本超越一千页的庞大汇编，收入了当时一切的单词。此外，莫雷里还用半页篇幅罗列了其他与一些细致问题相关的辞典。经过这份相似“《辞典》编辑史学史”的综述展示了学问世界观的差别：除了极少数专家外，往常简直没有人听说过上述辞典，而这些辞典却是十七世纪文人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第一版《辞典》正文共一千三百四十六页，是第一部用方言写成、按字母排序的《百科全书》。1701年英译本的主编科利尔（Jeremy Collier，1650-1726）称誉这部《辞典》“简直是一切学问的汇总”，“更应当称其为图书馆，而不是一本书” （Collier, Great historical, geographical, genealogical and poetical dictionary【《辞典》1701年英译本】, p. iv）。《辞典》表示了十分鲜明的宗教立场。莫雷里把编辑工作视为上帝的托付：“我从二十五岁时开端这项工作，或许上帝会恩赐我足够常的生命，让我能够不止一次地审校，修正那些人们向我指出的错误……我把这本著作交给教会、使徒和罗马教会审问，他们是独一的、良善的母亲，也是我独一的主人。我服从一切的检查制度，由于我自豪地对巴塞罗那的一位圣洁的主教说：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我的姓氏是天主教徒” （《辞典》，1674年，前言，注：这里提到的圣洁的主教指公元四世纪巴塞罗那主教圣帕西安【Saint Pacian，310-391】，他是巴塞罗那第一位记载在案的主教，被称为“教会之父”，著作未几，但留下了一句为后世铭记的名言：Christianus mihi nomen est, catholicus vero cognomen.[我的名字是基督徒，我的姓氏是天主教徒]）。《辞典》随处可见莫雷里的天主教立场，他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敌视且蔑视，把加尔文派称为异端，在解释“中国”时，他表示希望在这个国度树立真正的宗教 （《辞典》，1674年，301-302页）。

1675年，莫雷里分开里昂，来到巴黎，在加亚尔主教妹妹德·维内尔夫人的引介下，认识了路易十四的外务大臣蓬波纳侯爵（marquis de Pomponne，1618-1699）。尔后四年，莫雷里不时为侯爵效能，并参与了《奈梅亨条约》（Traités de Nimègue）的签署。1679年，蓬波纳侯爵因同路易十四在外交政策方面有分歧，解职归隐。莫雷里也分开政坛，重回书房，准备出版第二版《辞典》。不外，在第二版第一卷问世后不久，便放手人寰，享年三十七岁。该版第二卷由蓬波纳侯爵秘书帕雷尔先生（G. Parayre，生卒年不详）整理出版。

莫雷里的逝世并没有阻止《辞典》修订与再版。这一现象可能会让现代人觉得奇特，但在旧制度下，却很正常。基督教世界奉行这样一套认识论：学问以及由此构成的文本是来自上帝的恩典和赠予，作者表演的不外是传送和表白思想的中间人的角色，是“上帝的婢女” （God’s handmaiden, David Vav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Critical Concepts in Law, 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2006年版, Vol. 1, p. 53）。这样一套认识论更有制度保障：绝对君主有权益决议把上帝的“恩典”授予某位行会书商。这便是第一版《辞典》扉页下方avec privilege du roi（国王出版特许状）的含义。普通来说，某位作者若想要让自己的作品出版面世，必须把手稿以某种买断价出卖给某位行会书商，书商则把稿件交给政府部门检查，最后由掌玺大臣公署（Grande Chancellerie）下辖的出版管理总署（Bureau de la librairie）决议能否授予出版特许状，以及授予何种方式的特许状。所以，不论是观念中，还是细致出版流程中，书其实都与作者无关，“作者权”（droit d’auteur）是十八世纪后半叶才呈现的新概念。

莫雷里逝世后，《辞典》非但没有停售，反而成了各种观念和立场交锋的舞台。1692年，著名的《圣经》研讨者、加尔文派学者让·勒克莱尔（Jean Le Clerc，1657-1736）参与了编辑行列。这位被法国史家保罗· 阿扎尔（Paul Hazard，1878-1944）誉为“那个时期博学家的典型代表”的人，似乎精力永不干涸。他先后主编过三份书籍杂志：《世界及历史图书书讯》（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共二十五卷）、《精选图书书讯》（ Bibliothèque choisie，共二十八卷）、《古今图书书讯》（ Bibliothèque ancienne et moderne，共二十九卷；注：上述三份实践上是书评杂志，故把Bibliothèque一词意译为图书讯息）。作为对当时图书世界最为熟习的学者之一，勒克莱尔当然不会忽视莫雷里的《辞典》。他曾在《世界及历史图书馆》第十四卷上发表过一篇评论。他说，1688年的修订版和《补编》非但没有比之前的更正确，反而错误更多。接着他指出了一连串印刷错误和应当由作者承担的错误，特别指出关于联省王国的历史错误更多。固然如此，勒克莱尔依旧招认“这套《辞典》销量很好，由于时人很需求这类作品，无论它编得如何”，他还坦陈，如此批判并不公道，“由于没有人能够深化了解《辞典》所处置的一切资料，而且任何时分人们总是需求了解一些状况”。勒克莱尔置信，对原《辞典》进行补订很有必要，但是担忧随着辞典篇幅扩展，错误也会越来越多，因而他倡议成立一个专家组，由熟习历史、天文以及各国国情的人组成，由他们来修订辞典，并加以扩展 （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et historique, Tome XIV, Amsterdam: chez Wolfgang, Waesberge, Boom, et van Someren, 1689，pp. 66-77）。或许是由于这篇评论，荷兰出版商约请勒克莱尔亲身编辑一部修订版。勒克莱尔固然分明修订工作耗时耗力，“带不来光彩，所获利润也很少”，但是还是决议接受改编整理工作。1691年，由勒克莱尔担任主编的第六版问世，四卷对开本，篇幅增至四卷，在1688年版基础上增加了上百条新词条，增加了新内容，重新教的角度反驳辞典中原先那些天主教颜色过于明显的解释 （Arnold Miller，p. 19）。这一版或许是《辞典》一切版本中最畅销的一版 （Pierre Bodard，p. 66），简直在一年内售罄，销量高达七千册，在尔后几年内再版多次。

某位名叫沃尔提耶（Vaultier，生卒年不详）的法国人由于很不满勒克莱尔的新教立场，因而于1699年推出第九版，并在尔后不到十年内做了两次修订，重新鼓吹天主教立场。杜潘（Louis-Ellies Du Pin，1657-1719）是一位冉森派信徒，时任索邦大学的神学与哲学教授，在教宗克莱芒十一世发布的《乌尼詹尼图斯谕旨》后，与博须埃发作猛烈争论，主编的《教会作者书籍大全》（Bibliothèque universelle des auteurs ecclésiastiques，五十八卷）遭查禁，1705年被迫辞职，被判流放。杜潘修订出版了第十三版《辞典》（1712年），并做了大量修订：“精确地陈说教父和教会其他作者的作品，以及与他们作品相关的事迹，包含圣徒的作品和事迹，在《辞典》之前的版本中，这些内容的篇幅太少” （转引Arnold Miller，21）。当然，杜潘所谓的“正确”指的是与冉森派信仰坚持分歧。加尔文派牧师罗克（Pierre Roques，1685-1748）主编的第十八版深受新教影响。罗克出身于朗格多克地域的贵族家庭，在洛桑和日内瓦学习神学。在这一版的前言中，罗克细致剖析之前各版《辞典》的优劣，对那种出于宗教立场的，因而不公正的历史写作态度给予了批判：“不用依据编辑的觉得对人物或学说进行限定。与其说这样那样的人曾经叛教，不如说他曾经接受了这样那样的党派，这难道还不够吗？我们能不能不由于要写这样那样的异端和错误，而用情感和观念的术语？” （《辞典》，第18版，前言）

在一切二十四版中，最公道的版本或许是由勒巴尔（Louis-Franois-Joseph de la Barre，1688-1738）主编的第十七版，内容最完善的则当属由德鲁埃（Etienne-Franois Druet，1715-1779）主编的最后一版。勒巴尔是法国铭文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ions et belles-lettres）院士，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物很有研讨。他的修订工作得到了一位名叫维埃里（Vailly，生卒年不详）的律师和洛朗·勒克莱尔教士（Laurent Josse Leclere，1677-1736）的辅佐，修订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天文和家谱，大约增补了五六千新词条 （Pierre Bodard，p. 69）。最后一版篇幅最大，合计十卷，每卷超越一千页。德鲁埃既是律师，也是学者，为欧塞尔科学院和贝桑松科学院院士，他充沛应用前人的补遗与修订工作，并完好收入了某位名叫帕拉塔尔（Platel，生卒年不详）的人主编的第二十二版修订本。帕拉塔尔的修订内容超越之前任何一个版本，比罗克版多了一万多条词条。

不外，当德鲁埃版开端发行的时分，《辞典》也走到了历史止境。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改动了公众的喜好，他们需求的不再只是学问，而是批判的思想。当读者，特别是上流社会争相订阅《百科全书》之际，《辞典》最终难逃“在书商的书店里腐朽”的命运。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大约只需专业人士还会记得莫雷里的《辞典》。曾参与编校《辞典》的教士马斯巴雷（Joseph du Masbaret，1697-1783）逝世后，将自己未完成的笺注本《莫雷里辞典注释》（ Remarques sur le Dictionnaire de Moréri）留给了利摩日修道院，四开本，四大卷，后为目录学家巴比耶（Antoine Alexandre Barbier，1765-1825）一切 （Antoine Barbier, Examen critique et complément des dictionnaires historiques les plus répandus，Paris: Rey et Gravier, 1820, p. viii）。巴比耶为反动后法国图书的抢救和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决议从法国盛行最广的历史辞典辑出最好的词条，汇编一部新辞典，这就是1820年出版的《盛行最广的历史辞典的批判研讨与整理完善》（ Examen critique et complément des dictionnaires historiques les plus répandus）。巴比耶对莫雷里的《辞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以为自己这项浩荡的工程乃是承接自这位教士的不朽工作。这也是他决议只整理1759年之后出版的各类历史辞典的缘由。另外，一些十分专业的辞典会提到莫雷里的名字。《天主教神学百科全书辞典》有“莫雷里”词条，语词极为感人：

该《辞典》成了他的生命，他以不懈的热情从事这项工作，并与1674年在里昂出版了第一版，对开本单卷。当时，莫雷里三十岁，时任阿普特教区的布道神甫，他的包庇人加亚尔允许他不知疲倦地从事他的工作。

但是，莫雷里对自己的年龄，对自己年轻的生机太自信了，而且无法抵御《辞典》带来的庞大胜利，急切盼望回应各种反对与批判意见，这些意见有些因天文类词条的错误招致，有些针对历史类词条的内容缺乏考证，有些是批判家谱表格太多；他继续工作，完善他的《辞典》，身体却越来越差。1680年，第二版第一卷出版，同年7月10日，莫雷里逝世，葬在巴黎圣塞弗林墓地（Saint-Séverin）……

莫雷里的《辞典》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无论是对皮埃尔·贝尔还是其他同类的辞典编辑者而言，都是如此。他们对莫雷里《辞典》的词条进行辑取、摘录、删节、扩展以及翻译；好比艾瑟林（Iselin）主编的《德语辞典》逐字逐句翻译了莫雷里的《辞典》，但没给出任何注释……（Dictionnaire encyclopédique de la théologie catholique，Tome XV，publié par les soins du Dr Wetzer et du Dr Welte，Paris: Gaume frères et J. Duprey, 1862，pp. 335-336）

巨大的文学家雨果在创作过程中很依赖莫雷里《辞典》。我们能够肯定，他有一部1683年第三版《辞典》，而且在写作《历代传奇》（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过程中，经常查阅。学者贝雷剖析雨果的笔记与写作手稿后，发现《历代传奇》中那些与欧洲中世纪相关的信息，包含人名、地名、历史故事等，不少来自《辞典》，好比描画八至九世纪西班牙王族的诗歌《加利西亚的小国王》（Petit Roi de Galice）中，无论是王族的名姓，还是自然环境与城市村落，都是参考了莫雷里的《辞典》 （Paul Berret，Le moyen ge Européen dans La légende des siècles et les sources de Victor Hugo，Paris：H. Paulin, 1911, pp. 133-134）。

事实上，这种“学问掠取”（intellectual plundering）在十八世纪中叶就曾经明目张胆地呈现了。借助PAIR技术，学者们曾经发现，狄德罗和达朗贝主编的《百科全书》在很大水平上“掠取”了《辞典》的内容。

PAIR技术全称为Pairwise Alignment of Intertextual Relations，直译为“文本间关系配对”。这项技术设计初衷是为了寻觅文学作品中的相似段落，但它所采用的序列剖析技术则被普遍地用在不同范畴中，好比在生物信息技术中，PAIR能够用来为基因组测序，也能够用来检测剽窃。在比对文本的过程中，PAIR为语料库中的每一个文本生成一组堆叠的词序列碎片（word sequence shingles），然后存储和索引这些信息，以便对照其他文本的碎片进行剖析。以《社会契约论》开篇第一句话为例，PAIR先将这句话分为k元语法模型（k-gram），k指的是碎片的长度，好比以3位（单词）为例，那么《社会契约论》第一句话“L’homme est né libre, es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 Tel se croit le matre des autres, qui ne laisse pas d’être plus esclave qu’eux（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桎梏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人更受奴役）”则能够合成为以下几组“三元碎片”（tri-gram shingles）：homme_libre_partout、libre_partout_fers、partout_fers_croit、fers_croit_matre、croit_matre_laisse、matre_laisse_esclave。再与待比对的文本进行对照，找到文本间的共有碎片，进而肯定不同的援用方式，是直接全文（全段落）援用，还是更含糊的、归属性不明显的援用。

借助PAIR技术，阿兰（Timothy Allen）带领的科研团队对十八世纪的法语辞典、各类百科全书等，进行了跨文本的比对（他们还依赖另一项技术，即树立“向量空间模型”（Vector space model，简称VSM，相关引见参见 ，以及 ）。他们发现，《百科全书》与1759年的十卷本《辞典》至少存在着五百八十个共享的语法模型，其中有四百一十八个语法模型为两部辞典明白共有。这种“学问掠取”的状况有很多，好比在内容接近的词条解释中运用相似的程式化的表述，或是在相似的词条中援用同一段资料，亦或是赤裸裸地逐字逐句地“掠取”，好比《百科全书》的“古兰经”词条 （“Alcoran,”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 Paris: chez Briasson, David l’ané, Le Breton, Durand, 1751, pp. 250-251）与《辞典》的“古兰经” 词条 （“Alcoran,” Le Grand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Tome 1, Paris: chez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1759, pp. 312-314）中有一整段内容完整一样。这阐明，《百科全书》固然代表反对天主教世界观的立场，而且在《前言》中明白宣称要同像莫雷里《辞典》这类天主教辞典坚持距离 （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 des arts et des métiers, Tome 1, p. xxxiv），但事实上却持续并继承了莫雷里《辞典》的学问传统。而且，也正是经过这种藏匿的方式，莫雷里尽一己之力，蒐集并编辑的庞杂的学问得以持续到今天。

参考文献

Pierre Bodard, “Un érudit du XVIIe siècle , M. l'Abbé Louis Moreri de Bargemon (1643-1680),”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tudes Scientifiques et Archéologiques de Draguignan et du Var, Tome XVI, 1971, pp. 4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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