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政治家、军事家和民主反动家。固然他在世仅有短暂的34年，但却成就了在辛亥反动时期，领导云南的反清武装起义，树立云南军政府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谋划并领导反袁护国战争，誓死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这两大业绩，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位置。他之所以能够成就这两大业绩，关键在于他具有坚决的民主共和思想和勇于为之献身的反动精神。

蔡锷故居

一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号击椎生，1882年12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亲睦乡蒋家冲（今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的一个农民家庭。蔡锷从小聪颖好学，6岁时即入私塾读书，到10岁时就读完“四书五经”，能写流利文章，在当地有“神童”之称。尔后，蔡锷拜邵阳著名的维新派学者樊锥为师，读先秦诸子之书。1895年，13岁的蔡锷应院试，为湖南著名维新人士、督学江标赏识，补为县生员；次年又应岁试，名列一等。

1897年秋，蔡锷以第三名的优秀成果考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从梁启超、唐才常、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研习《公羊春秋》《孟子》及西学。在梁启超等维新人士的悉心教育和中国因列强入侵而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刺激下，蔡锷的思想疾速发作了变更，萌发了爱国热情，逐步构成了维新变法思想。在一篇学习札记中，蔡锷主张学习“西人之法”，“西法何?议院之制也。议院之制何?万心之推也”。与此同时，他还在《湘报》上发表的《<后汉书·党锢传>书后》和《秦始皇功罪论》两篇文章，批判清政府“初挫于英，不知振；再挫于法，不知振；三挫于日，不知振”的糜烂无能和“不智民，而愚民”的愚民政策，呼吁开民智、兴民权，实行维新变法，以救亡图存。

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解散，蔡锷应出逃日本的梁启超函召, 于1899年8月东渡日本，进入梁启超创设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在大同高等学校，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比较系统地学习“英法名儒之自由对等天赋人权诸学说” ，进一步遭到了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逐步由维新变法思想转向民主共和思想。

1900年秋，蔡锷回国参与由唐才常等人组织的自立军武装起义。起义因事泄失败，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师友20余人同时殉难，蔡锷却因受命到湖南给黄忠浩送信请求其响应起义而幸免于难。之后蔡锷在樊锥辅佐下，重返日本。这次起义的失败和师友的殉难，给蔡锷以激烈的刺激，彻底突破了他对清政府的幻想。返日后，经梁启超布置，蔡锷担任《清议报》之《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专栏主笔，先后发表时评、政论等40余篇，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屠戮人民，奸淫妇女，掠劫财货”，“惨殆不下《十日记》、《屠城记》”的罪行；抨击“顽冥而腐朽之（清）政府”，“舍驱义和团于死地而外，别无他长计”；呼吁国人增强爱国精神，“竞自强自优”，“破私心而赴公义，亡私利而存公利”，“担负荷天下之任”。特别是在《杂感十首》中，蔡锷在沉痛追思死难师友的同时，表白了激烈的反清反动心情。在第十首中，他写道：“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表白了立志“流血救民”，为国为民贡献自己一切的远大志向和刚强决计。

为了完成“流血救民”的志向，蔡锷认识到“拿枪杆比拿笔杆子更重要”，遂不顾身体衰弱单薄，决议投笔从戎，改学军事，并将原名艮寅改为锷，取其“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之意。在梁启超的支持和辅佐下，蔡锷于1901年12月入日本成城学校习陆军，1903年5月毕业；同年7月，蔡锷入仙台骑兵第二联队实习；12月，又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学习。在此期间，除了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蔡锷“倡排满反动，行动与行动并进”，“所游者皆反动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最契者”。他还与湘、鄂、浙等省部分留日学生“秘密结社，歃血誓盟，以倾倒清廷，树立新国度为目标，以死为期”。在1903年的拒俄运动中，蔡锷与黄兴等人组织拒俄义勇队，反对俄国提出侵占中国东北的“七项请求”，请求回国参战，“名为拒俄，实而进行反清反动”。在积极投入反动活动的同时，蔡锷还十分注重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1902年2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文《军国民篇》，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军国民主义，呼吁陶铸尚武的国魂，希望借此抵达反帝反封建、强兵救国的目的。同年11月，他与黄兴、杨毓麟、梁鼎甫等留日湘籍学生兴办湖南编译社和《游学译编》，系统引见西方政治学说及反动历史，宣传民族独立和民主反动。他还参与了邹容《反动军》一书的起草工作，并为之初名《腊肠书》题签。邹容的《反动军》，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对等、博爱”和天赋人权学说为依据，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清朝200多年来残酷压榨全国各族人民的罪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民主反动的理论，鲜明地提出了树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计划，因而成为鼓吹反动、唤醒人民起来战役的号角。蔡锷参与此书的起草，阐明其民主共和思想曾经构成。

二

广西练兵时期的蔡锷1904年10月，蔡锷于日本东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即离日回国，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和新军编练。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和清政府控制紧密的清军阵营中，为了有效地保存和延展反动力气，蔡锷坚持谨慎当心，迹求隐晦，秘密从事反清反动活动。在广西任职期间，正值同盟会积极部署和发起西南边疆武装起义之际，蔡锷对同盟会的反动活动暗中予以支持，不只先后约请湘籍反动党人石陶钧、谭人凤、李燮和、袁华选、杨源浚、曾广轼、岳森、雷飙、梅蔚南等人赴桂，充任新军和军事学堂的要职，而且先后两次与来桂谋划反清武装起义的黄兴秘密相会，并对起义给予武器等方面的支持。1911年7月，蔡锷担任云南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后，正值四川保路运动爆发、全国反动浪潮风起云涌。为了迎接反动高潮的到来，蔡锷冷静冷静,“暗中和同盟会坚持着联络”，应用云贵总督李经羲的信任，“对（云南）讲武堂的反动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并撤换和调整了一批北洋派军官，有认识地布置了一大批同盟会员军官和深受反动思想熏陶的云南讲武堂学生到37协的各标、营、连、排中任职，使指挥权牢牢地控制在反动党人手中。武昌起义爆发后，经云南的同盟会员和反动人士推举，蔡锷担任云南反清起义总指挥，于10月30日率昆明新军发起起义，一举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树立了中华民国云南军政府并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任云南军政府都督后，蔡锷依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理论对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和整理，使云南经济快速延展，社会次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定。与此同时，蔡锷还关怀全国反动形势的延展，就树立民主共和制国度的严重问题提出一系列重要的政见。

任云南都督时的蔡锷

1.主张树立中央反动政府。蔡锷领导云南反清起义胜利后, 以为为了延展全国反清反动形势,应疾速树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全国反动，树立共和政府，即于1911年11月9日致电各省军政府指出：“目前各国情状，关于各省义军，虽已以为交兵团体，暂守中立，并未以为完整政府，列为国际团体。自今以后，非有集中统一之机关，即无对外活动之资历。往常长江以南渐次克复，黄河流域当必陆续反正，统一机关之急宜组织，谅为数万万同胞所共认。武昌居全国中心，交通总汇，分离枢纽，似以此地为宜。至国体政体如何规画，自宜由各省军团选派代表，集会武昌，公同筹议，致使短之时期，立不拔之基础。务使新造之国度能直接于国际团体中确占一席，庶不致拖延日月，外迟列强招认之机，内贻安居乐业之苦。斯为全局之幸！”在当时，蔡锷是较早提出树立全国性的领导机构之人，反映了他早日推翻清政府专制统治、树立民主共和国的迫切请求。

2.主张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蔡锷以为：“吾辈倡言变革，必推倒专制，改建共和”，“专制国，以君主为崇高不可侵犯，土地视为私产，人民视为奴隶，故挥霍财富有如泥沙，草菅人命有如牛马，恣睢暴戾，听其所为，人民不得而干预之、抵御之。……共和国则不然，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凡制定宪法，推举总统，票选议员，皆出自一班人民之公意，故人民关于国度，立于最高无上之位置。”基于此，在领导起义胜利之后，蔡锷立刻掌管起草并发布《云南军政府讨满洲檄》和《公告全省同胞文》宣布了“根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度，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分离一体，维持共和，以期稳定民权，恢张国力”的起义目标和“定国名曰中华国”、“定国体为民主国体”等七条的政纲。并致电各省都督主张“定国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南北议和期间，为了避免袁世凯借议和与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抵达其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目的，蔡锷一直不渝地坚持树立民主共和这一政治主张。他指出，“虏廷断无幸存之理，惟苟延一日，则多一日战祸”。“假如溥仪退位，同意共和，自可战争了却”；假如“民主君主问题，取决国民会议”或者“清帝退位，暂时政府同时取销”，则“万难从者”。他以为，“中国此时仍反对满清为君主，固理所必无，则别以汉人为君主，亦事势所不容，故君主国体为中国今日所万不能行，必强留存此物，未来仍难免第二、三次之反动”。“故此时直无和议之言，惟有诉诸兵力耳”。他倡议孙中山不要“株守议和”，应当“赫然震怒，长驱北伐，直捣虏廷”，并坚决表示：“滇处僻远，未敢遥度，惟有简率精兵，结联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孙中山宣布北伐并自任北伐军总指挥时，蔡锷立刻通电响应，并筹集军饷十五万元，组成云南北伐军一梯团，积极“联络滇、川、黔三省，会师入陕，合关中之兵，以向宛、洛，俾朔方虏迹不至窜入西南”。这些集中反映了蔡锷反对君主立宪，树立民主共和的刚强决计。

3.主张树立完整统一国度。未来国度的结构方式也是蔡锷当时关注的主要问题。武昌首义后各省纷繁响应，以“独立”的方式宣布与清政府脱离关系。关于新共和国度的结构方式，各方纷繁发表意见，大多主张联邦制。山东、贵州、广西等省宣布独立后也请求组织联邦民国。1911年11月15日，湖北都督黎元洪致电独立各省，请求派代表到武昌会商，“树立联邦国度，为对外之交涉”。蔡锷接电后立刻通电各省指出：“联邦制度于吾国不甚相宜，仍应主张树立一完整统一国度，设立民主立宪政府，内政外交均易措置。”在他看来，“中国地大人众，而权力未雄，实省界为之梗阻，欲图恢张国力，宜先破此藩篱，若省自为谋，必有土崩瓦解之祸。”如何才干树立一个完整统一国度呢？蔡锷明白主张必须树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往常国基未固，外患方殷，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缺乏以维持国脉。”他以为“非集权统一缺乏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固有力之政府，又缺乏以收统一集权之效”，而中央政府的统一集权又不外于用人、财政和军事。他向孙中山倡议，在用人上，“宜由中央参酌各省之现行制度，拟具大纲，发布通行，以归一概。其上级长官由中央委任，次级长官由本省呈请大总统委任，下级官由本省委任后报明中央政府。至关于外交、财政官应由中央遣派”；在财政上，“宜将各省岁入悉报中央，由中央视各省缓急情形，量为分配，庶可得酌济盈虚之益，不致以一部分而妨害全局”；在军事上，“宜由陆军部体察各省情形，酌定应编镇数，通令汰弱留强，勤加锻炼，已成之镇，悉听中央调遣，庶全国军队联为一气，能够相互策应”。

由上可知，蔡锷在南京暂时政府成立前后的所言所行充沛反映了他彻底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和坚决主张民主共和的思想，为民主共和理想在中国的完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北京任职时期蔡锷的全家福

1913年l0月，蔡锷奉调晋京，先后任总统府（高等）军事顾问、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资历审定会会员、约法会议议员资历审定会代理睬长、参政院参政、将军府昭威将军、经界局督办、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等职。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蔡锷大起恶感。8月，袁世凯授意杨度出面，在北京发起组成筹安会，为其复辟帝制制造行动。至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公开化。在“多方设法，冀挽狂澜，卒归无效”之后, 蔡锷痛感“袁逆之帝制成,吾民之希望绝矣”，于是“毅然引去”，义无反顾地走上反袁之路，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殊死拼搏。

1.坚决反对复辟帝制。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蔡锷便乘夜车从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连夜密商对策，决议发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他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坦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有义愤的人，固然很多，但没有仰仗，或者位置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气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之后，蔡锷“间数日一诣天津，造先生（指梁启超——引者）之庐，谘受大计”，与梁启超细致谋划倒袁之策，决议梁以文、他以武反袁称帝，并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计划既定，蔡锷与梁启超依计而行。9月初，梁启超不顾袁世凯的收买和要挟，毅然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在全国惹起了激烈的震动。蔡锷在京中则“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伪装成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并在“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署名”的题名录上第一个签名，以麻木袁世凯。但在暗中他却与京中和西南各省可信任的军政要员以及远在美国的黄兴秘密联络，相约共同倒袁。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蔡锷不只“定策于恶网四布之中”，而且“冒险于海天万里以外”，待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后，即智巧潜出北京，历尽艰难险阻，经天津、日本、上海、香港、越南秘密入滇，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揭开了反袁护国战争的巨幕。在致各省的通电中，蔡锷指出：“锷等夙爱战争，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有兹干预。既濒危亡，非自今永除帝制，确保共和，则内安外攘，两穷于术。锷等今与军民守此信仰，舍命不渝，所望凡食民国之禄，事民国之事者，咸激起天良，申兹大义。”同时明白宣布“与全国民戮力反对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作”等四条讨袁护国的政见，表白了“但有进死，更无退生，非抵达还我共和国民之目的不止”的“不斩楼兰不生还之慨”。

蔡锷（右）与梁启超密议反对帝制

2.誓死捍卫共和制度。宣布云南独立后，蔡锷扶病亲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带领官兵奔赴四川护国战争的主战场，与数倍于己的袁军展开殊死格斗。动身时，蔡锷由于喉病的折磨，曾经“瘦得象鬼，两颊下陷，整个脸上只需两眼还闪闪发光”，但他仍坚决表示“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在前线指挥作战，蔡锷 “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砂硬吞”，而且病情日益加剧，致使完整不能发声。固然如此，他在给夫人潘蕙英信中表示：“余素抱以身许国之心，此次尤为决计，万一为敌贼暗害，或战死沙场，决无所悔。”在蔡锷的指挥和带领下，护国军“土气坚决，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能安眠，栉风沐雨，毫不为沮”，虽酣战经月，“屡濒于危，皆能逢凶化吉”，并不时取得胜利。蔡锷带领的护国第一军在川南与袁军英勇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斗志，推进各地反袁斗争的展开。1916年1月27日，在蔡锷的积极联络下，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并派戴戡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名义率两团黔军由遵义北上，配合蔡锷进攻綦江，要挟重庆；王文华以护国第一军右翼支队司令名义率四个团黔军进攻湖南，这不只稳定了云南的外围，而且使北洋军在湖南、四川两省都遭到要挟。3月15日，在蔡锷、梁启超的先期联络和梁启超毅然赴桂的促使下，陆荣廷和陈炳焜宣布广西独立，桂军分三路收兵湖南、广东肇庆及钦州、廉州。这样，滇、黔、桂及川南、湘西连成一片，极大地稳定了护国军的后方。贵州和广西的相继独立，又反过来给川南前线的蔡锷以极大的鼓舞。就在广西宣布独立的当天，蔡锷接连发出七道命令，组织向泸州发起全线总反攻，连战告捷，重创袁军，使“正面之敌被此次击溃后，已无反攻之勇气”，“惟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其新到之第八师，亦有闻风丧胆之势”。最后，袁世凯被迫休战议和。这标记着袁世凯武力镇压、军事围歼护国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3.坚持请求袁世凯退位。1916年3月22日，在护国军的顽强作战和全国人民的激烈声讨下，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案，废弃“洪宪”年号，但却仍赖在大总统的位置上，继续以“本大总统”的名义颐指气使，一方面发布各省反对他当皇帝的文电，企图推脱罪责；另一方面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的名义致电蔡锷、唐继尧等人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并指令四川将军陈宧与蔡锷商议休战，妄图迷惑护国军，而暗中却大肆扩展军队，准备再次征伐护国军。关于袁世凯的阴谋阴谋，蔡锷管窥蠡测。早在起义之初，蔡锷就明白宣布：“总统者，国民之总统也，凡百官守，皆民国之官守也。既为背离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之资历。”此时，蔡锷初衷不改，坚决请求袁世凯退位，并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致电唐继尧等人指出：袁世凯吊销帝制，“一因兵事挫衄，外交逼紧，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一因独立省份逐步加多，护国军权力继涨增高，无力抗御。始借此下台，以弛缓国人之心理，孤我军之权力，仍盘踞现位，以为东山再起之地”。“吾侪既揭义旗，自须贯彻一直，方肯罢休”。他向梁启超倡议：“吾侪亟宜趁此时联络各省，迫袁退位。”在与陈宧、张敬尧商议休战过程中，蔡锷坚持以袁世凯退位为首要条件，并坚决表示，“项城（指袁世凯——引者）一日不退，战祸一日不休”。与此同时，蔡锷一方面从政治上争取陈宧等人宣布四川独立；另一方面多次致电唐继尧、刘显世等人，请求其“赶派增援，分赴川、湘，并弥补弹药”，以便作好再战的准备，从军事上迫袁退位。由于蔡锷等人坚持袁世凯不退位就决不休战的准绳，及时揭露袁世凯吊销帝制后留任总统职位的违法性，普遍宣传继续护国战争直至袁世凯下台的合法性，积极争取各方采取迫袁退位行动，各地护国斗争向纵深延展。继云、贵、桂独立之后，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五省又相继宣布独立。至此，护国军巳占有8省地盘，构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未独立各省的护国讨袁斗争也四处烽起，袁世凯焦头烂额，深陷四面楚歌之中。

4.坚决主张恢复《暂时约法》和国会。1916年6月6日，仅仅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辱骂中与世长辞，终了了可耻的终身，自但是然地处置了蔡锷等护国军领导人和全国人民请求其退位的问题。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虽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之职，但在其任大总统的法理依据上，各政治派系却产生了分歧。早在迫袁退位期间，蔡锷就与唐继尧等人通电宣布：袁世凯因犯背离大罪，一切大总统资历当然消灭。依据依《中华民国暂时约法》制定的《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在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期满之日止”的规则，“恭承现任副总统黎公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领海陆军大元帅”。而国务卿段祺瑞却悍然于袁死当天下午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全国宣布：奉“袁大总统”遗命，依《中华民国约法》第二十九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段氏此举的企图很明显，就是妄图据此“合法”地继承袁世凯的衣钵。由于依据袁氏《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第十一条规则，副总统代任总统后，要在3日内召开暂时选举会选举大总统，这样，段则可趁机应用手中权益谋选为大总统。这就引发了“旧约法”（即孙中山民国元年发布的《中华民国暂时约法》）和“新约法”（ 即民国三年袁世凯“私造”的《中华民国约法》）谁具有宪法上的效能之争。

在这场新旧约法之争中，蔡锷坚决主张恢复“旧约法”，黎元洪依民国二年的《大总统选举法》继任大总统。 6月7日，蔡锷通电北京各部院及各省指出：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舆情拱服，中外翕然，元首得人，曷胜抃颂”。6月8日，段祺瑞心腹张敬尧冒充蔡锷、罗佩金等人名义联名致电国务院及各省，请求公推段祺瑞为大总统。蔡锷知悉后立刻声明，此电“内署贱名，实未预闻其事，应不担任”。并致电张敬尧，严正指出：“现黄陂（指黎元洪——引者）继任，既合法律，又顺舆情，似不宜另倡异议，致滋纷扰。”6月22日，黎元洪致电蔡锷征求政见，蔡锷当即复电，再次明白提出遵用元年约法、克期召集国会等四项主张。6月29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发表申令：宪法未定以前，仍遵行中华民国元年发布之《暂时约法》，依其而定之《大总统选举法》依旧有效，并宣布定于当年8月1日续行召开国会。至此，历时近一个月的新旧约法之争，最终以《暂时约法》和国会得以恢复而终了。

四

日本治病时期的蔡锷

护国战争后，蔡锷因军旅劳顿致使病情恶化，不得不于1916年9月去日本治病，终以治疗无效于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医科大学医院。

蔡锷逝世后，国会分歧决议：为捍卫共和制度而献身的蔡锷将军举行国葬，并决议12月25日为护国军起义留念日。孙中山为蔡锷亲题挽联：“平生大方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以东汉名将班超、马援作比方，对蔡锷捍卫共和制度之壮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蔡锷奋否顾身反袁称帝、维护共和的英国事迹也感动和鼓舞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民。“人们只需提到护国战争，就必定想到蔡锷；提到蔡锷，也必定想到护国战争。蔡锷成了护国战争的代名词，成了人们心目中振臂一呼，打倒袁世凯的英雄”。值得指出的是，蔡锷誓死捍卫共和的精神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毛泽东称蔡锷是民国的“模范”，并在蔡锷“为人格而战”的精神鼓舞下发起了“驱张运动”。陈独秀称誉蔡锷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并呼吁欢送这种斗争精神。李大钊亲赴中央公园参与了蔡锷的追悼会，并说：“蔡锷将军乃在吾人敬服之列。”刘少奇参与了湖南各界人士为蔡锷举行的追悼会，不只抄录了300多副挽联，而且决议效法蔡锷，弃文从军，于1917年5月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蔡锷的学生和部下朱德得知蔡锷病逝的音讯，禁不住失声痛哭，悲痛之际，写了一副挽联：“勋业震寰区，痛者番向沧海招魂，满地魑魅迹踪，收拾河山谁与问？精灵随日月，倘此去查幽冥宋案，全民意情盼释，分清功罪太难言”，对蔡锷奋否顾身捍卫民主共和的精神给予了充沛肯定。1916年11月27日，在湖南一师隶属小学就读的任弼时参与了长沙教育会举行的追悼蔡锷大会。会后，12岁的任弼时在作文《追悼蔡松坡感言》中称誉蔡锷率部“卒能根除帝制，恢复共和，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并慨叹地写道：“今日吾国何时乎?内忧外患，频仍叠起，……受外人之压榨，无人抵御，由此观之而足以堪平乱御侮之任者，盖惟公耳!今公已矣，吾人可不急起直追，继公之志乎!”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年仅12岁的邓颖超也怀着沉痛的心情，以简约精炼的文字写成500言的《关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概述了蔡锷的生平以及谋划倒袁的经过，充沛肯定蔡锷将军反袁护国的功劳，以为他“揭彰正义，共伐民毒”，其志在于“推倒巨憝，民国再造”，他的逝世“实吾民国之大不幸”，号召同窗们：“振起精神，谋国度之进步。”

总之，蔡锷的终身是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共和的终身，他为树立和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奋否顾身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可贵精神财富，必将鼓舞我们为完成中华民族巨大复兴而努力斗争！

(原题：《论蔡锷民主共和思想与理论》；作者：邓江祁；原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