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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一个注重伦常的民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被称为“五伦”。 《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曰：“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1] 在传统文化观念中，“五伦”关系是人们必须服从的行为规范，也是处置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绳。五伦中包含了亲情、友谊和恋情这些根植于人性深处 的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情”是维系人与人之间诸种关系、保障人类社会有序延展的基本元素，也是古今中外文学作品表示的永世主题。能够说，中国文学的延展史简直就是一部 颂情的历史。 从这部历史中，处处能够看到亲情之醇、友谊之诚、恋情之真。那些流芳百代的骚人墨客，大都由于在其作品中胜利地描写、讴歌了“生者能够死，死能够 生”的人世真情，才成就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不朽位置。 “情”之为物，容纳丰厚，但亲情、友谊、恋情则是其最基本的内涵。它们之所以被历代文人热情讴歌，就在于它能给人世带来无尽暖和。 但是，世情小说《金瓶梅》却反其道而行之，对这种颂“情”传统给予了彻底的推翻。 在作品中，人世真情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亲情”之薄、“友谊”之伪、“恋情”之假。透过这些描写，我们愈加深化地体味到了晚明社会的人情冷 暖、世态炎凉。 这种状况的呈现，是当时社会理想的反响，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对作品的创作企图给予了诠释。
《新刻金瓶梅词话》 （一）“亲情”之薄 亲情即具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之间的真诚感情，包含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叔侄姑嫂等等。亲情是最能使人感到暖和的一种情感，自古以来讴歌亲情的作品数 不胜数。 杜甫“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月夜忆舍弟》）； 白居易“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邯郸冬至夜思家》）； 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游子吟》）； 周密“夜深归客依筇行, 冷磷依萤聚土塍。村店月昏泥径滑，竹窗斜漏补衣灯”（《夜归》），特别是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但愿人耐久，千里共 婵娟”的意蕴，曾经成为千百年来表白亲情的一种经典。 这些作品千百年来为人们吟唱不绝，正在于其对人世亲情的由衷讴歌，表白了人类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 但是，我们在第一部以婚姻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中，体会到的却是所谓的“亲情”的冷漠与疏离。 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情，是血缘关系中最为接近的情感。父慈子孝，“百善孝为先”，强调的就是父辈对子女的慈祥及子女对生育自己的父母的孝敬。但《金 瓶梅》中所表示的父子母女亲情却完整变了味。 潘金莲是作品着墨最多的人物之一。她九岁就被母亲卖到王招宣府“习学弹唱”[2]，后来被转卖到张大户家，又嫁给武大郎，最后被娶进西门庆家做了第五 房小妾。这样一个“知书识字”的女人，对其辛劳哺养自己的早寡的母亲却毫无心意。 她嫉妒李瓶儿，明知其子官哥儿胆子小，便故意折磨秋菊，惊吓官哥儿；母亲好意相劝，她却“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一交”，还骂“怪老 货”，气得潘姥姥“呜呜咽咽哭起来了”（第五十八回）。 母亲来给她过华诞，没有轿子钱，她却不肯给，最后还是孟玉楼出了一钱银子打发了轿夫。 潘姥姥曾对着迎春、如意等夸奖李瓶儿是“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反倒说自己的亲生女儿“没人心，没人义”（第七十八回），连小厮玳安都说她 “一个亲娘也不认的”。 在潘金莲这里，没有母女连心的接近和承欢膝下的和乐，只需对母亲的不敬和淡漠疏离。 韩爱姐是书中守晚节的贞女，遭到作者的嘉奖。小说第三十回，写“年也将近四十，常有疾病”的翟管家委托西门庆替他寻一个“不拘十五六上下”的“好 人家女子”做妾，媒婆冯妈妈相中了韩道国的女儿韩爱姐。 韩道国夫妇得知后没有丝毫忧戚，反而以为“孩儿是有造化的”，高快乐兴地把女儿打发进来了，图的就是翟管家是京城蔡太师府的人，有权有势。至于女 儿嫁过去之后的命运，他们则基本不会思索。 正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说的一样：“……成日家羡慕人家的丫头作了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了！……若得脸呢， 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就封了自己是舅爷；我若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3] 后来蔡京事败，牵连翟管家，韩爱姐果真无所归依，与母亲王六儿一道做了暗娼。假如她没有被一心想攀附权贵的父母送去给人做小老婆，而是嫁进平常人 家，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不幸遭遇了。 武松是作品中最受人尊崇的英雄，但是这样一个被作者褒扬的好汉，在紧要关头却也是置亲情于不顾。他为兄报复固然无可厚非，第一次杀西门庆不成，误 杀李皂隶，被发配之即，将家活多变卖了打发公差，却将亲侄女迎儿托付给左邻姚二郎。 后来遇赦归来终于得手，在迎儿面前将潘金莲剖腹剜心，吓得迎儿只顾“掩了脸”。 而当他杀了潘金莲和王婆之后，又将迎儿“倒扣在屋里”，说“孩儿，我顾不得你了”，将亲侄女丢在血淋淋的凶案现场，自己收拾金银逃上梁山去了。 在《金瓶梅》里，不论是曾为主子的潘金莲，还是乐于为奴的韩道国，亦或英雄好汉武二郞，看待亲人竟无一例外地那么冷漠疏离。 在他们身上，体会不到亲人之间应有的毫无杂质的相亲相爱的骨肉之情，而是只思索一己而不顾其他的冰冷与麻木。
《金瓶梅》插图 （二）“友谊”之伪 友谊也是人们生活中颇为重要且极为普遍的情感。鲍叔牙引荐管仲、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被传为千古美谈，而文人之间表白友谊的酬唱应和之作也是举不 胜举。 仅就唐诗而言，诗仙李白的《赠汪伦》《沙丘城下寄杜甫》，诗圣杜甫的《天末怀李白》《春日忆李白》，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别董大》， 李叔同的《送别》等等，都是传播千古的名篇。 其中诗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恢宏魄力，讴歌了友谊的真诚美好和崇高巨大，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讴歌友谊的 经典。 但在《金瓶梅》中，我们体味到的却是所谓的“友谊”的彻骨的凄凉。 作为《金瓶梅》的第一主人公，西门庆出于不同的目的与需求，结交了各色朋友。但是从这些他以为的朋友里，他又收获了什么样的“友谊”呢？ 应伯爵，这是全书头一号帮闲人物，也是西门庆最为倚赖和信任的哥儿们，曾被西门庆的小厮玳安称为西门庆“肚里蛔虫”。 他曾经撺掇西门庆梳笼李桂姐以满足其淫欲，在妓院绊住花子虚使西门庆勾引李瓶儿得手，辅佐西门庆寻觅西席，常在西门庆那里逗乐为其开心，等等。 名义上看，他处处替西门庆着想。但是，他的帮闲另有希图。如第三十三回中，他名义上替西门庆以低价买丝线，暗地里却与卖主勾搭，淹没了西门庆三十 两银子。 韩道国妻子与小叔韩二有染，被邻居车淡等送去见官。应伯爵一面找到西门庆让他帮韩家脱罪，一面却又得到车淡等家的益处，替他们说人情。 他打着西门庆的招牌，自己两面落好，两面收钱，而西门庆却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 西门庆纵欲而亡后，应伯爵想的不是如何帮遗孀料理丧事，而是先与其他帮闲兄弟们算了一笔账，思索的是去祭奠时奠仪能换回多少东西，将西门庆素日对 他们的照顾抛到无影无踪。 应伯爵后来还说动张二官娶盗财归院的李娇儿为二房，谋取西门庆的买卖，顶西门庆的官缺，希图潘金莲，并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通知于他”，如 当日奉承西门庆一样趋奉新的主子。 通观全书，西门庆所结交的所谓兄弟朋友都是应伯爵之类利令智昏、见风使舵的小人。 他们之间没有彼此信任的友谊，只需相互应用，以及面对利益时的乘人之危和无情背离。 男人中没有管鲍普通的友谊，女性里也鲜少真实纯真的友谊。同为再醮的、月娘口中“汉子孝服未满就浪着嫁人”的寡妇，孟玉楼和潘金莲命运颇为相似。 在西门府中，与潘金莲关系最好的女性除了春梅就说得上是孟玉楼了。可是，孟玉楼常常应用潘金莲来抵达自己的目的。 她处处拿金莲当枪使，自己反倒置身事外。是她对金莲描画了宋蕙莲的逞强霸道，使潘金莲产生危机感；而当潘金莲动怒后，她却说：“我是小胆儿，不敢 惹他，看你有身手和他缠。” 她挑唆潘金莲，说吴月娘骂她是“九尾狐狸精出世”，又说“我听见有个话错误你说，休要使出来”。她一面用激将法激金莲，一面又撇清自己，坐山观虎 斗。 固然她很多时分也似乎为潘金莲思索，但那并非出于对金莲的关爱，而是由于作为同盟，假如潘金莲败得很惨，对自己有害无益。 从这个角度说，她们之间看似珠联璧合，但利害关系一直是其主宰。
戴敦邦绘 · 孟玉楼 （三）“恋情”之假 恋情、婚姻制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文化形态之一，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恋情、婚姻方式反映着特定社会特定时期的社会性质，包含着不同时期的文 化内质。 黑格尔说：“恋情的确有一种高尚的质量，因而它不只停留在性欲上，而是显出一种自身丰厚的高尚漂亮的心灵，请求以生动生动、英勇和牺牲的精神和另 一个人抵达统一。”[4] 劳伦斯在《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序》中说：“假如精神与肉体不能调和，假如他们没有自然的均衡和自然的相互尊崇，生命是难堪的。” 作为人类社会最为崇高美好情感之一的恋情，遭到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的热情礼赞。就中国古代文学来说，对恋情的礼赞能够追溯到中国诗歌的源头《诗 经》。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曾经成为众所周知的恋情名篇。 作为中国抒情文学的滥觞，《诗经》的编撰者将《关雎》冠于三百篇之首，就能够看出人们对美好恋情的礼赞和诉求。 汉乐府《上邪》，六朝民歌《子夜歌》，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无名氏的《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欧阳修的《踏莎行·候馆梅残》，柳永的 《雨霖铃·寒蝉凄切》，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秦观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李清照的《醉花阴·薄雾浓云》等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佳篇。 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则以其描写与讴歌“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能够死，死能够生”的人世至情，在承袭此前文坛歌咏恋情主题的基础上，将明 代恋情文学推向了极致。 但是，同样降生于明代中叶的《金瓶梅》，却反其道而行之，经过大量的故事表示了恋情之伪。 在这里，“恋情”这个崇高的词汇，遭到的彻底的嘲弄与亵 渎。 西门庆具有一妻五妾，作为正房的吴月娘终年守活寡，这就一定她难对西门庆有真情。由于一个女人，无论如何也忍耐不了自己所爱的男人左一个右一个往 家娶妾并终年累月逛窑子包妓女的。 吴月娘劝说不成，就无法地用听姑子宣经来麻木自己打发时间。所以，当西门庆临死哀告要她“姊妹们好好待着，一处寓居，休要失散了”并“耽待”潘金 莲时，她并未应允。 西门庆一断气，她立马打发盗财的李娇儿回妓院；将潘金莲扫地出门，让王婆变卖；拒绝领回与来旺私奔的孙雪娥；致使李娇儿嫁给了张二官，潘金莲被武 松剖腹剜心，孙雪娥最终沦为娼妓并自尽。 西门庆尸骨未寒，月娘就将西门庆的遗言忘得一尘不染，很难使我们置信她对西门庆有什么深沉的感情。 至于其他妾室，和西门庆就更难说有深情了。李娇儿本是妓女，西门庆一死立马“盗财归院”。 孙雪娥在西门庆活着时就与来旺私通，西门庆一死，就趁机与来旺私奔。 孟玉楼在西门庆生前原本就遭到冷落，所以后来当李衙内托媒人要娶她时，她借盘诘媒婆之机将自己对西门庆的不满一古脑地倒了出来：“……原娶过妻小没 有？房中有人也无？……从实说来，休要捣谎。”“……奴也吃人哄怕了。” 李瓶儿对西门庆之所以死心塌地，缘由无非是由于西门庆“就如医奴的药普通”，给了她从梁中书、花子虚、蒋竹山那里得不到的性欲方面的满足，至于感 情上的契合与人格上的尊重，基本就沾不上边。 潘金莲对西门庆更难说有真情，由于当西门庆在青楼流连多日时，她暗通小厮；西门庆死后，她偷陈经济；被王婆领回家，她私通王潮；武松假说要娶她， 她还想“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最终惨死在武松手里。 至于和西门庆有性关系的其他女性，更谈不上彼此之间有真情存在。 这些女性包含丫环春梅、迎春、绣春、兰香，家人媳妇宋蕙莲、惠元、王六儿、贲四嫂，奶妈如意儿，贵妇林太太，妓女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等。 这些人，或贪求西门庆的钱财，或追求西门庆带来的生理满足，或兼而有之。 她们付出自己的人格和身体，换取金钱等方面的满足。在这种交流中，西门庆得到的只是她们的身体，她们得到的是西门庆的钱财，彼此之间永远不存在精 神与肉体调和的真情。
《金瓶梅词话》 （四）《金瓶梅》推翻颂情传统的历史文化渊源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它的时期的表示，它的内容和它的方式是由这个时期的兴味、习气、神往决议的。”[5] 十九世纪中期，法国著名文论家、史学家丹纳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想象他们所属的时期的精神和习俗概略。 这个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议一切的基本缘由。这一点曾经由经考证明；只需翻一下艺术史上各个重要的时期，就能够看到某种艺术是和某些时期精神 与习俗状况同时呈现，同时消灭的。”[6] 从艺术反映生活的普通原理动身，《金瓶梅》对中国文学传统颂“情”传统的推翻，必定有其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渊源。 《金瓶梅》托宋喻明，固然其成书的细致时间尚无定谳，但它产生于晚明则为学术界的共识。而中国的晚明社会，是一个天理与人欲猛烈碰撞、倡情与肆欲 混通融合的特殊时期。 儒家先哲们对人的道德完善的强调自身并无什么能够责备之处，但却不该将人的自然愿望、物质生活愿望与其对立起来，将其看做障碍人的道德完善的大 敌。 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7]，“君子谋道不谋食”[8]，孟子谈“养心莫擅长寡欲”[9]，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谋其功” [10]，到宋代程朱那里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对人的合理愿望的扼杀抵达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物极必反的事物运动的逻辑规律，明中叶以后各种社会矛盾的尖利激化，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涌动，以李卓吾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对人本位的鼎力倡 导，李贽对人的“自然之性”的鼓吹，对“人欲”的张扬，直接启迪了思想界、文艺界气势浩荡的“尊情”“至情”思潮的勃兴和蔓延。 在明代中叶的思想界，对“情”礼同意为一种时兴潮流；“情”，成了那些进步思想家们投向扼杀人性的程朱理学的尖利匕首。冯梦龙说：“天地若无情， 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11] “万物生于情，死于情。”“人而无情，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12] 万历时文学家袁黄说：“情深者为圣人，能用情者为贤人，有情而不迭情者为庸人。”[13] 汤显祖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能够死，死能够生。”[14] 袁宏道云：“情至之语，自能感人。”15 “余性疏脱，不耐羁锁。”[16] “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17] 李贽曰：“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能够牵合矫强而致乎？……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耳，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但是然也。” [18] 自谓“其心狂痴，其行率易。”[19] “不用矫情，不用逆性，不用昧心，不用抑志，直心而动”，提出创作要“言出至情”[20]。 徐渭自称“疏纵不为儒缚”[21]，强调文必“出于己之所自得”[22]。 焦竑主张文章应“脱弃陈骸，自标灵采”[23]。 曲论家张琦说：“情之为物也，役耳目，易神理，忘晦明，废饥寒，穷九州，越八荒，穿金石，动天地，率百物，生能够生，死能够死，死能够生，生能够 死，死又能够不死，生又能够忘生，远远近近，悠悠漾漾，杳弗知其所之。”[24] 从创作的理论看，三袁的诗歌，李贽的杂文，张岱的小品，汤显祖的尺牍，徐霞客的游记等等，无不是真情的自然流露。 但是，思想家及文学家们所鼓吹的“情”是一个极为普遍的概念。情、欲、色等原本就难以从实质上严厉加以分辨，在理想生活及文学创作中自然很难将它 们做出非此即彼的明白的界定。 就明代文学的整体状况来看，呈现了大量反映市民阶级好色好货、纵欲吃苦的作品，如《翠乡梦》《僧尼共犯》等戏曲，“三言”“二拍”、《如意君传》 《绣榻野史》《浪史》《痴婆子传》等情色小说。 因而，晚明为文人们鼎力鼓吹的“情”，既有冲破理学桎梏、解放人性的积极作用，又有引导世俗唯我是尚、滑向纵欲泥潭的负面因子。 明代中叶，城市工商业飞速延展，兴隆的商品经济首先刺激了统治阶级的贪欲。 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中记载了京师的奢侈习尚：“自古帝王都会易于奢侈，燕自胜国及我朝皆建都焉，沿习既深，渐染成俗，故今奢侈特 甚。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绚丽，……且京师者四方之所观赴，天子者又京师之所视效也。九重贵绚丽则下趋营 建，尚方侈服御则下趋组绘，法宫珍异特则下趋雕琢，上有好者，下必甚焉。”[25] 统治阶级的好尚对下层社会产生了直接影响。所谓“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整个晚明社会洋溢着尚奢竞豪的奢侈习尚。贪图吃苦，醉生梦死，成为世 人追逐的主要生活方式。 正德至嘉靖初，习俗大变，“土田不重，操资交捷，起落不常”；到了嘉靖末至隆庆间，“末富居多，本富尽少”；万历时，则是“金令司天，钱神卓地， 贪婪罔极，骨肉相残”[26]。《博平县志》载： 由嘉靖中叶以抵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颜色为盛礼。其流至于市井贩鬻厮吏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 裤，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汩汩浸淫，靡焉勿振。[27] 范濂云： 习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自古慨之矣。吴松素称奢淫黠傲之俗，已无还淳挽朴之机。兼以嘉、隆以来，豪门贵室，导奢导淫，博带 儒冠，长奸长傲。日有奇闻叠出，岁有新事百端。牧竖村翁，竞为硕鼠；田姑野媪，悉恋妖狐，伦教荡然，纲常已矣。[28] 在这种习尚的熏染下，整个社会洋溢着拜金的狂潮。任何东西都能够用金钱买到，依权力换得。 所以，《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支配着黄金白银，依仗自己行贿得来的权力，得到了看似爱他的女人，享遭到了兄弟朋友的趋奉，以至买来了招宣府之子的 “义子之情”。 正如他自己所说，只需有钱，就能够强奸嫦娥，和奸织女，拐许飞琼，盗西王母女儿（第五十七回），遑论得到人世的一切？！亲情恋情友谊就这样遭到了 孔方兄的彻底嘲弄与亵渎。 《金瓶梅》所描写的，就是这种亲情、恋情、友谊遭到玷污与亵渎的真实的社会现状。 由对情的张扬而招致了人欲的众多，恐怕也是晚明思想家们始料未及的。因而，面对道德沦丧、纵欲成风的理想，他们明白地认识到了以理节欲的必要。 如袁黄曾说：“人生而有情，相与为盱雎也，相与为煦煦洽比也，而极端趣，调其宜，则理出焉。”[29] 袁宏道强调“理在情内”[30]，李卓吾称：“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能够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 复有礼义可止也。”[31] 这些论述，似乎都认识到了情与理某种水平的联络，以及调理二者矛盾的企图。由于片面强调“理”或一味纵容“情”，都会给社会和人生带来灾难。 正由于如此，在创作范畴，以冯梦龙、袁宏道、徐渭、汤显祖等为代表的文人才经过自己的如椽巨笔，描写、讴歌人世真情至情，经过生动的故事来鼓吹情 的合理伸展，企图以此唤回湮没、消弭于纵欲狂潮中的人世真情。 假如说以上作家是从正面讴歌真情来矫正世风的话，兰陵笑笑生则是从背面来昭示人世真情的可贵，召唤人世的真情，经过小说中蹂躏亵渎情的故事及人物 结局，劝诫理想中那些只知肆欲而不知真情为何物的西门庆、潘金莲们，从而完成作品劝诫的宗旨[32]。 对此，刊于《金瓶梅词话》卷首的欣欣子《金瓶梅序》说得很明白：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生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喜闻乐见，无非 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以为《金瓶梅》“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滤洗心，无不小补”。 廿公也指出作品的劝诫企图，在《金瓶梅跋》中指出它“盖有所刺”，“今后盛行此书，功德无量”[33]。 弄珠客以为《金瓶梅》“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以为读《金瓶梅》而“生畏惧心者，君子也”[34]。 到了清初，张竹坡在评点《金瓶梅》时，在在声明此书“独罪财色”[35]，小说的创作目的是“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皆知”[36]，“《金瓶 梅》是部惩人的书，故谓之戒律亦可”[37]。 满文本《金瓶梅序》指出，《金瓶梅》“凡百回中以为百戒，每回无过结交朋党、钻营勾串、流连会饮、淫黩通奸、贪婪讨取、蛮横欺凌、巧计诓骗、愤恨 行凶、作乐无休、讹赖诬告、挑唆离间而已，其于修身齐家、裨益于国之事者一无一切”，作者是“将陋习编为万世之戒”，“立意为戒昭明”，使“观是书 者，将此百回以为百戒，夔然慄，慤然思，知反诸己而恐有如是者，斯可谓不负是书之意也”[38]。 到了近代，人们同样以为《金瓶梅》“写‘财’之势利处，足令读者伤心；写‘色’之利坏处，足令读者猛省；写看破财色一段，痛极快极，真乃作者一片 婆心婆口。 读《金瓶梅》者，宜先书万遍，读万遍，方足以尽惩劝，方不走入迷途”；“《金瓶梅》乃一惩劝世人、针砭恶俗之书”[39]。 总之，《金瓶梅》以细致入微的描写，经过对中国文学颂情传统的推翻，来抵达召唤人世真情的目的。 从这个方面来讲，兰陵笑笑生与汤显祖等一样，为中国写情文学添上了浓厚的一笔。
《张进德研讨精选集》书封
注释：（从略） 文章作者单位：河南大学 本文获受权发表，原文刊于《张进德<金瓶梅>研讨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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