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视野下的十六国墓葬

摘要：十六国墓葬能够集约出吐鲁番—河西、辽西、关中三个重点区域。三个区域墓葬所呈现的民族融合状况对应三种类型：吐鲁番—河西地域其他民族基本接受了汉文化，辽西地域汉人鲜卑化现象突出，关中地域呈现出胡汉融合状态。关中墓葬资料显现北方地域从十六国曾经开启了庞大转变，而不待北朝。北朝隋唐墓葬的基本特性，如多有天井、过洞、小龛和土雕建筑，壁画从墓室延伸到甬道和墓道之中，随葬成套铠甲鼓吹俑、武士俑和伎乐俑，不外是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的持续和展开，这是关中十六国墓葬的发明性价值，是对民族融合状况特别而充沛的展示。

民族文化融合是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基本主题。十六国之前的民族接触招致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排斥，民族融合的益处被轻视或疏忽；十六国民族分治所构成的社会伤害使一部分有识之士盲目或不盲目地实行了水平深浅不一的民族融合举措，使历史重新向健康完善的方向悄然转变。十六国具有重要的历史位置，但十六国文献史料的匮乏是人所共知。随着考古事业的展开，考古资料越来越遭到注重，被作为一种史料而应用。的确，考古资料在一定水平上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缺失，而且考古资料具有明白的时空性和主体性，大批量考古资料能够集中反映一个地域社会状况的某些侧面，不同地域考古资料的对比能够反映地域差别，考古资料的系统全面调查则有利于察看时期差别和历史趋向，这都是考古资料的自然优势所在［1］。但考古资料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考古资料基本为物质资料，不像文字资料那样能明晰精确地表白内涵。留存至今的考古资料多为建筑、墓葬等遗存，在反映历史事情、法令制度、思想认识上是有所欠缺的，更不用说人们的思想感情等细腻的内心活动。十六国时期的考古资料除了上述欠缺之外，还存在总体上发现未几，各地域发现不均衡，同一地域系列不完好，墓葬之外极少其他发现等问题。鉴于这个状况，本文从更能表示十六国时期特性的民族融合角度动身，对十六国墓葬中止讨论，细致拟集中于区域差别、关中十六国墓葬的特殊意义两个方面。讨论将尽可能充沛阐释十六国墓葬资料所具有的民族融合内涵，同时也将努力维持资料运用和讨论措施的合理性。

一 十六国墓葬所见民族融合的区域差别

十六国墓葬在东起辽东、西到库车的北中国宽广地域范围内都有发现。墓葬数量较多的地点有库车、吐鲁番、敦煌、酒泉、西安、咸阳、安阳、北票、朝阳、锦州等［2］，这些地点有些本是十六国墓葬集中之区，有些与考古发现的偶尔性有关。对民族融合问题的讨论需求立足于一定的地域范围，并且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年代跨度，因而我们从上述地点中集约出吐鲁番—河西、辽西、关中三个重点区域中止剖析。三个区域墓葬所呈现的民族融合状况正好为三个类型，吐鲁番—河西地域其他民族基本接受了汉文化，辽西地域汉人的鲜卑化是突呈现象，关中地域呈现出胡汉融合的状态。

1.吐鲁番—河西地域

吐鲁番与河西，特别是吐鲁番与敦煌能够视为一体。重要的墓葬有吐鲁番阿斯塔那建元二十年（384年）M305［3］、阿斯塔那M177北凉承平十三年（456年）沮渠封戴墓［4］、阿斯塔那北凉承平十六年（458年）沮渠蒙逊妻彭氏墓［5］，敦煌新台店五墩公社升平十三年（369年）张弘妻汜心容墓［6］，疑为西凉王李暠墓的酒泉小土山墓［7］，武威赵家磨发现的建元十二年（376年）梁舒及夫人墓表［8］等。敦煌地域的佛爷庙湾、祁家湾等墓地范围庞大，保存相当完好，在敦煌机场的数次树立过程中被大批挖掘。很多墓葬出土有纪年斗瓶，触及的十六国年号有前凉建兴、升平，前秦建元，北凉神玺、玄始，西凉建初等。这些墓葬的基本形态为带斜坡墓道的近方形单室墓，棺木分置于墓室两侧壁下，两棺之间放置陶圆案、樽、壶、多子盒、罐等物，棺内墓主随身物品外，头和（或）脚端放置有斗瓶。（图一）吐鲁番地域墓葬简直是敦煌地域的翻版。不只吐鲁番，而且除武威之外的河西地域，都很少发现汉墓。但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却忽然呈现大量魏晋墓葬，这些墓葬的基本形态和随葬品与前述十六国墓近似，大型墓葬则为前后室或三室。有的墓葬用画像砖做出高大的门墙，墓室内部装饰有画像砖，少数墓葬还绘制通壁的壁画。吐鲁番地域目前发现最早的汉式纪年墓葬是西晋泰始九年（273年）的阿斯塔那66TAM53［9］。此外，1972年挖掘的阿斯塔那M148、M233［10］与2004年挖掘的阿斯塔那西区M408和M409［11］也都可推定年代上限为西晋。（图二）吐鲁番地域这些墓葬的范围和装饰的复杂水平不如河西，但基本形态和内容与河西相似。因而，十六国时期吐鲁番—河西地域墓葬的相似性，是魏晋时期相似性的持续。

河西与吐鲁番十六国墓葬持续了当地魏晋墓葬特性，魏晋墓葬特性则主要来自于以关中为中心的中原地域，再加上当地的部分改造。轴线上展开的二或三室墓，男女墓主棺木分置于墓室两侧壁之下，圆案、樽、壶、多子盒、罐的陶器组合，走兽形独角镇墓兽，绘制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的木棺，庄园宴饮天象升仙等内容的画像砖或壁画无不可在中原地域找到源头。斗瓶铅人实践上是中原地域镇墓瓶和代人的改造版，其所包含的民俗或道教镇压解注观念更非河西、吐鲁番所发明。这样的墓葬状况表明汉晋文化在河西和吐鲁番地域占有绝对的优势。文献记载表明，河西和吐鲁番地域不只阅历了五凉政权的频繁更迭，而且河西地域是各种民族辐辏逐鹿之地，还有不少域外民族厕身其间。但从墓葬状况来看，至少在河西四郡和吐鲁番这样的“大城市”，汉晋传统文化是占领绝对优势的。固然考古发现还不够多，有些发现还具有偶尔性，但依旧能够证明河西地域各民族，至少其中的中上层人物并没有民族特征鲜明的墓葬，反而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方面基本接受了汉人的习俗。从墓葬来看，至少在“大城市”的民族融合状况水平较高。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更好天文解河西十六国及魏晋画像砖或壁画中呈现的其他民族人物形象，他们与汉人一道从事采桑、耕种、庖厨、文娱等活动，特殊的发型、服饰等固然是民族标记但绝不是隔阂标记［12］。在天文上最为偏僻的河西和吐鲁番地域民族融合的水平是很高的，要高于下文将要触及的辽西、关中地域，这颇令人惊诧但却是事实。

2.辽西地域

辽西地域十六国时期阅历了前燕、后燕、北燕即“三燕”政权的更迭，重要的墓葬有朝阳袁台子前燕墓［13］、锦州前燕李廆墓［14］、朝阳后燕昌黎太守崔遹墓［15］、北票北燕冯素弗夫妇墓［16］，还有年代当为前燕时期的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17］以及北票喇嘛洞墓地［18］。这些墓葬的状况较为复杂，至少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的墓葬数量最多，以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为代表。88M1在平面近梯形的土坑内用石板砌出近梯形的墓室，墓室内置髹漆彩绘木棺，其外形也可恢复为近梯形。随葬品在棺内外都有散布。棺外随葬品数量很多，棺盖上有鎏金铜鞍桥、铁环首刀、木杆、铜步摇，棺前有牛腿骨，棺左侧有成套的铁铠甲、兜鍪和马具装铠等物。棺内头上方有釉陶小罐、漆盘等物，足下有箭箙，身下压着成套马具。朝阳十二台乡砖厂 88M1为典型的慕容鲜卑墓葬。安阳孝民屯发现多座与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相似墓葬（图三），但与安阳当地早先墓葬完整不同，从时期上来看也与前燕抵达安阳地域相符，这是对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为慕容鲜卑墓有力旁证。

第二种类型为北票喇嘛洞墓地。这一墓地属于前燕时期，共有墓葬420座。墓地可分东西两区，很多墓葬有两两一组的迹象。绝大多数为矩形土坑竖穴木椁墓，有一小部分石椁墓，简直都为一次性单人葬，头朝东北，仰身直肢。（图四）随葬品常见有泥质灰陶展沿壶、束颈侈口壶、陶罐及夹砂大口罐等陶器外，还有马具、装身具、武器、消费工具等。许多器物名义鎏金。金牌饰、金银质的摇叶耳坠、琉璃耳瑱等装饰用品很有特性。随葬品放置很有规律，均置于椁内，陶器、漆器、环首铁器置于头前，武器置于两侧，铜容器置于腹部以下，马具、铁甲及消费工具置于脚下。另外，墓中填土多置陶器［19］。田立坤以为“（喇嘛洞墓地）随葬品与以往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容颜基原形同，属三燕文化遗存毫无疑问，但在葬俗方面表示出的自身特性也相当明显，不容忽视。首先，以往发现的三燕文化墓葬没有头朝东北的，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均头朝东北，普通在30—65度之间。而且有两墓并列成组的迹象。其次，以往发现的三燕文化墓葬能确认的木棺均是前高宽、后低窄的前大后小状，并多有头龛，而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除M7具有上述特征外，其他均是矩形木椁，无头龛。第三，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在填土中置陶器的作法，则不见于以往发现的三燕文化墓葬中。第四，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常见的金丝摇叶耳坠、铜鹿形器、环首铁器、铜人面、工字形铜泡、铁剑等，都不见于以往发现的三燕文化墓葬。……（喇嘛洞墓地）与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的族属相同。关于榆树老河深中层墓葬的族属固然有人以为是属于东汉时期鲜卑遗存，但更多的研讨者以为很可能是汉魏时期夫余遗存”［20］。田立坤关于喇嘛洞墓地主人为扶余人这个意见得到了普遍认可，这阐明作为慕容鲜卑种族奴隶的扶余人只是在陶器上遭到了慕容鲜卑的影响，在葬俗上更多坚持了本民族特征。这也阐明慕容鲜卑对扶余人聚族而葬、维持旧葬俗持容忍态度。

第三种类型是墓主为汉人的墓葬。朝阳袁台子前燕墓的主体部分呈长方形，墓室前部一侧有一耳室，另一侧有一小龛，墓室后部的左右壁及后壁也都有一小龛。这种墓葬形制是汉末魏晋辽阳地域汉人墓葬的常见形制，前燕攻占辽东后被辽东遗民带到朝阳地域。耳室中壁画墓主着汉式官服，其他人物服饰则汉胡杂糅。墓室前部有帷帐遗痕，其中有置于漆案之中的成组器物，当是棺前设奠或意味墓主起居的空间。随葬品多为汉式器物，但在耳室中有成套的马具。这座墓葬固然没有表明墓主身份的物品，但墓葬形制和墓葬空间的修建方式都不同于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那样的慕容鲜卑墓葬。锦州李廆墓时当东晋初年，墓葬为前宽后窄的梯形。出土砖志一方，有“燕国蓟李廆永昌三年正月廿六日亡”字样。李廆从燕蓟流寓至辽西，墓葬出土的陶钵、铜釜、铜魁为汉式器物，但墓葬形制和随葬的两件侈口陶壶都具有鲜明的鲜卑特征。后燕昌黎太守崔遹以395年葬于今朝阳左近。墓中出土不规则石墓志两方，一方铭文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武城崔遹”，一方铭文为“燕建兴十年昌黎太守清河东武城崔遹”，可知崔遹出自著名的清河崔氏。与很多前燕墓葬一样，崔遹墓用石板围构成梯形，内置前高后低的梯形木棺，墓主头部朝向宽大的一端。（图五）墓主头下为石灰枕，头部左近有铜带钩、铁镜、银环等物。棺外依次放置陶器、漆器、铜魁、铜刀、砚板、铜钱、铜弩等物。崔遹墓的墓圹与棺木形制已是慕容鲜卑式样，随葬器物仍多与汉晋中原地域墓葬相似。北燕冯素弗夫妇墓更为著名，墓葬的基本状况大致同于前述二墓。冯素弗夫妇墓葬为紧邻的同坟异穴式，不同于汉族早已通行的同穴合葬方式，两墓平面略呈梯形。冯素弗墓西壁上还有一个壁龛，内置釉陶壶、灰陶罐各一，其中有牛骨。两墓圹内用石块砌成椁室，椁内壁墁石灰并绘壁画。冯素弗墓椁室壁画保存不好，仅可见顶部天象、椁壁的人物和狗的形象。冯素弗夫人墓椁顶也为天象，四壁绘人物、出行、家居、建筑物等内容。冯素弗墓的梯形木棺外涂朱漆，前绘羽人，后绘半月形图案，两侧绘建筑和人物图。两墓的随葬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式物品，包含各种仪仗用鎏金铜具、铁车具、各种透雕的金饰，还有能够肯定墓主姓名的几枚印章（龟钮“范阳公章”金印、龟钮“车骑大将军章”“大司马章”和“辽西公章”鎏金铜印），以及一套铜、漆食具和用器，还有许多鎏金铜器、错金铁器、金银装的刀、剑和玉器。此外，还有石砚和墨等文具，还有两件金珰。另外一类是具有北方游牧民族作风的器物，如一套铜铸的带提梁的罐、壶、镂空高圈足鍑以及马镫、带卡等马具。马镫为两件一副。墓中还出土的大批铁质器，如铁镞、铁刀、铁甲等甲胄武器和各种消费工具。同样，假如不是出土印章，我们也很难得知这样的墓葬主人为汉人。

辽西地域墓葬所展示的民族融合状况显然要比吐鲁番—河西复杂。喇嘛洞扶余人墓地和朝阳袁台子等汉人墓葬呈现出简直截然不同的墓葬文化融合图景，一定水平上也能够说是民族融合图景。与随葬品相比，墓葬形制是民族特性更强的内容，属于不随意变动的葬俗。扶余民族属于文化上相对后进的民族，但是我们看到的状况是，他们岂但没有被慕容鲜卑异化，反而较好地保存了自己的葬俗。汉人属于文化上相对先进一步的民族，而且崔遹等人的身份都不低，他们反而接受了慕容鲜卑的墓葬形制。喇嘛洞墓地是聚族而葬的方式，墓地主人生前也必定是聚族而居。而上述汉人墓葬都是比较零散的，能否属于小家族墓地由于考古工作的不充沛不得而知，但不属于喇嘛洞那样的大墓地则是能够肯定的。辽西的状况表明，族群的力气和组织方式对墓葬文化和民族融合的影响很大。辽西是三燕政权的基本之地，慕容鲜卑在此占领绝对优势位置，必定对进入这个地域的其他民族施增激烈影响，但细致状况如何则需求细致剖析。扶余是战败民族，但部族方式的保存有利于葬俗的维持。这个状况通知我们葬俗的改动与作为战争落败方的关系可能并不大，而是由于族群的组织方式曾经是个体式的，在强大的慕容鲜卑族群和政权面前，汉人的上层人物可能在文化上作出调整乃至迎合统治者。

辽西三燕墓葬数量大、内涵丰厚，便于我们对当时民族融合的实态中止更辩证的剖析。墓葬形制、随葬品等墓葬内容自身不存在先进落后之分，我们不能由于墓主改动了原有墓葬方式，就得出墓主的文化状况有所进步或退步的认识。但支撑在墓葬细致内容背地的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却不能不被以为在相当水平上存在先进与落后之别，这个认识有助于我们对辽西地域这三种不同的墓葬类型中止更深化的了解。慕容鲜卑墓葬随葬物除随身必须品和高级生活用品外，多为与军事活动相关的武器和马具之类，这与墓主主要是战士和军功贵族的身份有关。被掳至辽西的扶余人运用了慕容鲜卑式器物，是他们基本放弃本民族传统而接受慕容鲜卑生活方式的标记。其实，喇嘛洞墓地主人在消费方式上的改动可能不小于生活方式上的变更，墓地出土的铁质消费工具、武器的数量之大、种类之多、质量之高，都远超越老河深所在的榆树等扶余本土地域墓葬［21］。而扶余葬俗的保存与其族群没有散乱之关系至为密切。汉人原本的生活质量和文化水准总体上都比慕容鲜卑为高，汉人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成就更是慕容鲜卑取法的对象，高级汉族人物很受慕容鲜卑政权的优待，这是辽西的汉人墓葬中能够保有很多汉式物品的重要缘由。汉人固然多接受了慕容鲜卑的梯形墓圹和木棺，但也不能将彼此完整同等。汉人头脑中已有的天地观、升仙升天等复杂的思想和内容不可能消逝于无形之中，冯素弗夫妇墓椁和漆棺彩画就属于这些方面的内容。因而，辽西地域民族融合的实态表示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不是一种文化完整取代其他文化。在这一点上，辽西三燕墓葬比吐鲁番—河西墓葬对此反映的要充沛，但反映最充沛的是关中地域墓葬。

3.关中地域

关中地域重要的十六国墓葬有咸阳文林小区M49［22］（建元十四年，378年）、咸阳平陵M1［23］（图六）、咸阳柏家嘴村M298［24］、西安草厂坡墓［25］、西安焦村M25［26］、西安少陵原大墓［27］等，咸阳后秦吕他墓表［28］也是一项重要发现。能够归入这个地域的还有宁夏彭阳新集墓［29］。这些墓葬都是长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由一个近方形的主墓室，或由主墓室及向左右后三面开出的近梯形的侧室和后室构成。主墓室中常常不止一棺，普通一室之内只放置一具木棺。

这种墓葬形制的源头在魏晋时期，但至十六国时期得到充沛展开。带耳室或侧室的多室墓是包含关中地域在内的东汉时期常见墓葬形制。从数量未几的曹魏墓葬来看，曹氏父子对薄葬的倡导的确发作了一定作用，曹魏墓葬较之东汉时期有所简省，但由于资料有限，能否曾经上升到制度层面难以断言。西晋时期至少在洛阳地域曾经实行了具有薄葬意义的硬性规则，其表示是绝大多数洛阳地域西晋墓是单室墓，且随葬品种类和方式相同。关中地域固然不像洛阳地域那样明显，但墓葬简省的趋向也是十分明显。西安曹魏景元元年（260年）墓［30］的建造方式曾经与常见东汉墓不同，甬道和前后室空中用砖外，墓室四壁和顶部都不用砖。墓葬形制也变得不甚规则，前室的左侧壁（以墓葬朝向为准）明显与右侧壁不平行，后室尚近长方形，但仅容一棺。（图七）挖掘者所判定为西晋晚期的咸阳师院M1、M2［31］与西安景元元年墓形制接近而更不规则，除封门外，其他部分都不用砖了。关中十六国墓葬形制基本上是对魏晋墓的继承，细节上也有一些变更，如墓室外形愈加不规则，随葬人数似乎更多等。

这种常常带不止一个侧室或后室的墓葬很有中央特征，很可能是一种变通的合葬方式。洛阳西晋裴祗墓［32］是相似的形制，墓志文字明白表示为了袝葬而建成这种形制。相似裴祗墓的墓葬在洛阳稀有，在关中却很常见，并且从魏晋以后越来越多，因而能够将其盛行与薄葬政策在关中地域的执行不迭洛阳严厉联络起来。统而言之，关中地域在墓葬形制和合葬观念方面，从魏晋到十六国是一脉相承的。这种一脉相承还表往常家族墓中央面。咸阳师院墓地包含11座墓葬，曾经挖掘的部分东边一排6座，西边一排4座，都是南北向的划一排列方式。挖掘者以为其中M1、M2为西晋晚期墓，其他墓葬都是十六国墓。（图八）咸阳文林小区有包含9座墓葬的一处家族墓地，东西向一字排开。其中4座出土有铭文砖，M20出土一方，铭文为“朱卿”；M35出土铭文砖一方，一面刻“朱丈北至首”，一面刻“东至庙门”；M44出土三方，分别刻“朱卿”“朱荷”“朱□”；M49出土一方，刻“建元十四年二月十二日张氏女 朱圮妇”。这无疑是一处家族墓地。仅从单个姓氏是难以判定能否属于汉人，但男女方分别为朱姓和张姓，汉人墓地的可能性大些。又从咸阳师院墓地从西晋持续到十六国来看，这类墓地属于汉地墓地的可能性更大。从这一点来说，关中地域与吐鲁番——河西一样，十六国墓葬与魏晋时期自然衔接。

但是，关中十六国墓葬随葬品就呈现出与墓葬形制和墓地规划十分不同的状态来了。咸阳平陵M1是难得保存完好的一座墓葬。墓葬南向，单室近方形，木棺位于正壁（北壁）下，头朝东。随葬品位于棺前两侧壁下，东西相对。东部摆放16件骑马鼓吹俑，分前后两排。后排骑马俑的北部，靠近棺木处，有两匹铠马，一匹通体施黄褐色釉，一匹通体彩绘。在后排骑马俑之后贴东壁还有一柄铁矛。“西部以两辆牛车和一两轺车为中心，两侧摆放女侍俑和伎乐俑六件；其南侧和前面放置有陶仓、灶、壶、罐、井等日用器模型，陶鸡、狗、猪类禽畜俑及铜鐎斗、铜釜等适用器。墓室中部放置有铜吊灯和陶连枝灯各一。墓室口西南部发现泥质天王俑一，惜保存及差，外形不明。棺内主要为墓主随身的装饰品，在其头部发现银钗、铜铃各一，手臂左近发现银镯、指环等，棺底发现大量铜钱币。另外在棺材紧贴墓室北壁中部放置一釉陶虎子，虎子口部残缺，可能系有意打碎，属于一件适用器”［33］。（图九）这种随葬品的规划方式和种类与关中东汉魏晋墓葬大相径庭。将随葬品大致作东西两部分相对布置，其意味性颇难猜测。东部主要是铠马武士，西部主要是牛车伎乐，表示文武分置？东部鼓吹俑面部具胡人特征，西部伎乐俑汉人特征突出；表示胡汉分置？东部有两匹空乘铠马，似乎能够了解为男墓主备乘，西部女伎乐俑之外尚有牛车和轺车；表示男女墓主出行？但棺内只需一具性别难辨的人骨。还是东西分置并没有特别意义？不论如何了解，能够肯定的是这座墓葬表示了与魏晋墓葬很大的不同，具有明显的十六国时期特征。

平陵M1女伎乐俑贼眉鼠眼，姿势生动，从容颜和形体特征，都能够判别为汉人形象，固然此形象不见于汉末魏晋墓葬之中，但应该之前就存在，只是在十六国时期用陶俑方式制造出来。这种女伎乐俑连同墓室东部的骑马鼓吹俑，都属于十六国时期的新生事物，这就不能不让人将他们与十六国时期的特殊历史状况联络在一同。这不只与十六国浓烈的军事氛围相关，还应与北方民族对音乐自然感兴味有关，可能因而特地制造了伎乐俑作为随葬品。也就是说，这种随葬品和规划方式主要是依照北方民族的审美而设计出来的。这座墓葬中固然还有汉代以来常见的陶仓、灶等日用器模型和鸡、狗等陶禽畜等，但那些并不代表墓葬的主流思想。这座墓葬中的“泥质天王俑”可能是一件镇墓兽。在西安焦村M25墓室壁画中有背上长鬣刺的疑似人面镇墓兽，在相当于十六国晚期或北魏早期的西安航天城北朝墓M7［34］、顶益制面厂M217［35］中都有趴卧状兽面镇墓兽。（图一〇）咸阳平陵M1的年代早于焦村M25等几座墓葬，因而其中出土的那件“泥质天王俑”可能是最早的新型镇墓兽，它与汉晋时期背部带尖刺走兽状镇墓兽不同，开启了尔后北朝隋唐镇墓兽系统的先河。目前尚不分明这种镇墓兽来源于北方民族文化，还是遭到了佛教影响不分明，但能够肯定不属于华夏文化系统。这件镇墓兽是了解平陵M1文化旨趣不可疏忽的物品。平陵M1中还值得一提的是被突破的虎子。毁器也常见于北方民族，而不见于华夏传统的习俗。破坏的虎子、趴卧状镇墓兽、相向对峙的随葬品规划，共同塑造出与关中地域魏晋墓悬殊的文化现象，这样的文化现象被安置于因循了魏晋特性的墓葬之中。

少陵原大墓等大型墓葬出土的陶俑数量和类型都更多，咸阳师院等低规格墓葬固然不出鼓吹俑、铠马俑等物，但这些墓葬的规划和随葬品的大致种类与平陵M1相似。因而，平陵M1不是孤例，能够作为关中十六国墓葬文化的代表。这里就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从咸阳文林小区朱氏家族墓地主人很有可能为汉人来看，关中地域相当一部分十六国墓葬主人为汉人，这些汉人在墓葬文化上曾经发作了极大的转变。我们知道，墓葬文化常常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有代表性、最具私密性、最不容易改动的部分。因而，十六国关中地域墓葬容颜所发作的变更不可忽视。关于关中地域的这些汉人而言，墓葬容颜的改动必定是理想状况发作更大改动的产物。以平陵M1为代表，骑马鼓吹俑和铠马俑这种战争气息浓烈的陶俑在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中第一次普遍呈现，这是对华夏民族长期以来视墓室为掩棺藏尸的公开静谧之所这一传统的改动；背生鬣刺的半蹲状人面或兽面镇墓兽替代了汉晋走兽式镇墓兽，似乎隐喻对公开鬼神世界的认识也不同于华夏传统；毁器习俗则意味着不同于汉晋时期的鬼魂观。

咸阳柏家嘴村M298等数座大型墓葬的主人的族属固然不明，但这些墓葬的范围无论与之前魏晋还是之后北朝隋唐王侯墓葬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何况是在兵荒马乱的十六国时期。因而，正如挖掘者的判别，柏家嘴村M298等墓主很有可能抵达王侯级别。西安少陵原大墓“后室东西两侧置两具棺床，均为绘有壸门的砖砌高棺床，高达50~60厘米，显然不同于汉族席地而坐传统影响下的低棺床形制，应为少数民族垂足坐习尚的表示。该墓葬后室东侧棺床还有砖砌围屏，或是后代北周少数民族墓室中石围屏之先例”［36］。棺床有砖砌围屏，能否与北周少数民族墓室中的石围屏有关可再讨论，但不见于汉人墓葬之中则是肯定的。考古工作者据此推测少陵原大墓主人可能为少数民族是合理的。但这些墓葬运用汉式特征浓厚的墓葬形制，随葬品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汉晋汉人常用之物，这其实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以往以为十六国入主中原者多系北方民族，所依托的是草原文化，在墓葬文化乃至整个文化展开水平上不迭中原地域的农耕文化，所以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比较容易部分甚或全盘接受汉人的墓葬文化，这个见地不能说全无道理，但我们更倾向于将此认定为不同民族之间墓葬文化的交流互动。草原文化的墓葬文化内容相对说来的确不如农耕文化的墓葬文化丰厚兴隆，但对十六国时期关中地域居于统治位置的北方民族人物而言，以为汉人的墓葬内容更有利于彰显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是完整可能的。从上面的叙说能够看出，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容颜可谓胡汉融合。关于同样的墓葬容颜，当时汉人和北方民族的认知和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但双方都能接受，这是当时理想生活中相互交流到一定水平时才干呈现的现象，这是民族融合的实践情形。

吐鲁番—河西、辽西、关中三个地域在十六国时期都是民族交汇之地，但三个地域十六国墓葬所呈现的民族融合状况各有特性，提示了三个地域社会状况的差别。在促成墓葬容颜差别的各种要素中，政治力气和文化力气是两项最重要的要素。吐鲁番—河西地域汉文化和汉式政权的存在决议了墓葬容颜以汉文化为绝对主流。辽西地域本是汉文化兴隆之区，但作为三燕政权中被降服者，汉人不得错误墓葬文化作出相当大的改动，以迂回的方式宣示自身的存在。同样是被降服的扶余人，经过紧密的族群组织维持了本民族葬俗的存在。在关中地域，我们见到了当地文化传统与其他民族政权两种力气的共同作用。当地汉人固然是被降服者，但他们没有分开自己的土地，因而他们的文化传统能够较好地坚持下来。入主关中的胡族政权上层人物采用关中当地汉人墓葬形制，他们没有用政权的力气强行彻底改动关中当地墓葬文化传统，从而促成了胡汉墓葬文化的有机分离，这与吐鲁番—河西和辽西地域相比，不能不说是一种更具有容纳性的方式。尔后的隋唐政权以关中为京畿，十六国关中地域胡汉融合的墓葬文化得到了持续和展开。

二 关中十六国墓葬在反映民族融合方面的特殊意义

上面经过比较剖析，指出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在反映民族融合方面最为典型。假如延长察看时段，能够看出关中十六国墓葬所具有的历史意义，有助于进一步深化认识这些墓葬所具有的民族融合方面的价值。

西安草厂坡墓、西安焦村M25和M26、西安少陵原大墓、咸阳柏家嘴村M298是关中地域几座大型墓葬［37］，几座墓葬形制方面的基本信息如表一所示。所列墓葬之中，西安草厂坡墓破坏严重，“……由于长时期在这里挖土积肥，墓道墓室上部均被挖去，余下的残壁，只需1米多高，因而该墓的上部结构，无法知道”［42］。草厂坡墓道残长约13.4米。其他几座墓葬的墓道深度和长度之比大约在1/8到1/5之间，草厂坡墓的墓道原长度很有可能抵达六七十米。西安草厂坡墓挖掘时间也很早，资料不甚完备，原来能否有壁画不能肯定，至于能否有土雕建筑就更无法得知了。从墓道之中带2个壁龛，墓葬随葬品又不逊于其他几座墓葬来看，草厂坡墓属于关中地域十六国大墓当无问题。西安焦村M26固然没有壁龛、壁画、土雕建筑等物，但其位于M25西部32米处，两墓关系不同寻常。上面几座大型墓葬的特性可归结如下。

1.有多级阶梯状的长斜坡墓道。

2.二室或三室墓，墓室和耳室的外形都很规则。

3.多有天井、过洞和小龛，过洞和甬道上部生土上多有土雕建筑。（图逐一）

4.墓室之中多绘壁画，有些墓葬的甬道和墓道中也有壁画。

5.随葬品中有骑马鼓吹俑、甲骑具装俑、铠甲武士俑、十字髻女伎乐俑、侍从俑以及仓、井等模型明器。（图一二）

上述第1、2点，在魏晋时期中原地域很常见，但在十六国时期却不常见，普通墓葬要么墓道范围有限，要么就是单室墓，或墓室外形不规则的多室墓。因而，能够具备第1、2点条件的即是大型墓葬。这些因袭自魏晋时期的特性到了十六国时期似乎与特殊的身份相关联了，更直接地说，似乎变成十六国高等级人物专享了。

关中十六国墓葬数量固然不是很多，但曾经显现出一定的时期差别，有学者曾经中止了分期尝试。咸阳市文物考古研讨所将关中十六国墓葬分为两期，前期相当于十六国的前后赵时期，后期相当于十六国前秦时期。前期的墓例有咸阳师院M3—6、中铁七局三处M1—4、平陵M1，断代依据主要是师院M5中出土了“丰货”铜钱。后期包含师院M8—11、文林小区M6、20、35、44、49、61、69、113、140，断代的依据是M49出土的“建元十四年”年号砖。上述几座大型墓葬资料发布状况还不完善，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西安草厂坡墓似乎接近咸阳考古所划分的前期，接近后期的是咸阳柏家嘴村M298，焦村二墓年代似乎可在前后期之间，少陵原大墓的年代可能更晚一些。这个年代判别意味着从后赵到前后秦关中地域高等级墓葬的特征在变更之中既连续又稳定，不因改朝换代而中缀。这些墓葬之间的距离又抵达几十公里以上，阐明它们的相似性是出于政府丧葬方面的有关规则。下文将要触及的墓葬土雕建筑方面，今宁夏彭阳新集十六国墓在墓室上部靠前的地表之上、封土之下也有一土雕房屋（图一三），该墓之中还有很多骑马鼓吹俑、具装甲骑俑、铠甲俑，与上述几座关中地域大墓十分相似，与其视之为关中地域的影响，不如以为彭阳新集遵照了某种规则。进一步来说，等级略低的平陵M1以及其他更为普通墓葬的随葬品只是比几座大墓在种类和数量上有所减损，但它们似乎也遵照了某种规则。也就是说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所表示的民族融合并不完整是民间自发行为，同时也与某些政府规则有关，这是当时墓葬方面所表示的民族融合的又一重要方面。

第3—5点或是十六国时期才呈现，或是在这个时期才盛行起来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影响深远，超出了十六国时期范畴，是对民族融合的更深化表示，需求特地提出并加以讨论。

带有天井、过洞的墓葬在东汉时期已有零星呈现，但到了十六国时期才较多呈现，普遍呈现要从北周时期开端，隋唐时期则十分盛行，成为关中地域范围略大墓葬的基本方式。（图一四）小龛的最早发现是草厂坡墓，但由于发现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对十六国墓葬的特征认识不分明，尔后近三、四十年间都没有挖掘到十六国纪年墓葬，所以不只十六国墓葬的判定规范不明白，草厂坡墓能否存在小龛也不无疑惑。这个狐疑往常看来是不适合的，但很好阐明了小龛是十六国时期才呈现于墓葬中的新颖事物。小龛与天井和过洞一道构成关中地域北周隋唐墓葬形制的基本特征，其开端则是十六国时期。

过洞和甬道上部生土上的土雕建筑是十六国时期呈现的新现象。有些土雕建筑自身还施彩画，或在不便中止土雕的过洞下部画出建筑样式，抵达了更平面和真切的效果。草厂坡墓葬破坏过甚，其他几座大型墓葬都没有关于陵园设备的报道，不知道能否鉴于当时社会形势不安定，为了避免墓葬被盗，所以取消地表建筑，作为弥补所以在过洞和甬道上部土雕出建筑来。北魏树立后，北中国实践上曾经进入了战争安定时期，这种土雕建筑就简直不见了［43］，而陵园设备等重又呈现了。而且，十六国大墓动辄十余米深，与东汉墓葬的浅埋不一样，当是鉴于岁月骚动而采取的措施。不少关中十六国墓葬在墓室内部转角处还土雕出柱础、柱子等，不只能够看作是对过洞、甬道上部土雕建筑的呼应，也阐明将公开墓葬地表化的倾向很激烈。但是，不论土雕建筑的最初呈现能否与取消陵园树立有关，作为墓葬一部分的土雕建筑肯定曾经不表示陵园建筑，而是作为对墓主生前府第的意味。关中及可同等于关中的固原地域北魏和西魏墓葬发现未几，没有在过洞或墓室上方发现土雕或绘画建筑，但北周墓葬中发现了壁画方式的建筑，这能够固原北周李贤墓为代表，该墓三个过洞和甬道口上方正壁都有绘画建筑（图一五），墓道之中还绘有武士形象。（图一六）叱罗协、独孤藏、拓跋虎等人墓葬保存不迭李贤墓好，但也有相似建筑壁画。十六国到北周之间目前还没有发现土雕或壁画建筑的墓葬，但我们还是以为北周墓葬远承十六国，这可能是考古发现尚有限，也可能与关中地域在北魏西魏时期比较衰落有关。假如不思索土雕或壁画建筑，关中十六国与北周的墓葬形制十分相似，以为两个时期前后相袭是能够的。之所以这么以为，还由于关中以外地域也存在带天井过洞或建筑壁画的北朝墓葬，如大同北魏宋绍祖墓带天井，忻州九原岗墓甬道上方正壁为建筑壁画，但这些都是不成系统的资料，只需关中地域从墓葬形制到壁画，到随葬品都自成系统，并有内在的持续性。因而，完整能够以为北周墓葬遥承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

墓葬壁画在汉代已比较常见，西安田王西晋元康四年（294年）墓的墓室顶部还残留有天象图［44］，因而在十六国墓葬中呈现壁画并不奇特。但值得留意的是，关中十六国大墓不只在墓室，而且在甬道和墓道中也呈现了壁画，壁画内容也比较奇特。咸阳柏家嘴村M298“甬道、墓室原来都绘有壁画，大部分已零落。在前室北壁西侧残留一幅，为一柱戟武士。西壁残留一幅侍女图”［45］。《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的叙说更细致一些：“在前后两室的壁面均满绘壁画，用红、黄、黑、赭等颜色，惜残毁严重，仅有部分残存，能够看出原在室顶绘有星象、云气，在前堂前壁残存执戟武士像，前堂左壁和后室后壁，都残存有头梳十字髻的女侍形象。”［46］西安焦村M25“墓室四壁均有壁画装饰，保存较差，可见仪仗图、翼兽图及部分题记”［47］。该墓甬道东西壁龛外框都外红彩，其实也能够看作为壁画。少陵原大墓即“中兆村M100壁画主要散布于第二天井北壁、西壁、东壁底部。北壁封门上壁画内容为单体建筑；西壁壁画绘有房屋、立柱；东壁壁画内容与西壁壁画相似，仅屋脊南侧无鸱尾。前室北壁西侧，壁画绘出直棂窗，窗框内凹，棂条八根”［48］。这些壁画内容中特别值得留意的有以下两点。其一，少陵原大墓第二天井的壁画实践上就是墓道壁画，而且壁画底部遭到墓道形态的限制为斜坡方式，这是汉代墓葬中没有呈现过的。壁画内容为建筑，细致内涵似乎既能够看作墓室甬道壁画的向外延伸，也能够看作与甬道、过洞上方土雕彩画建筑相呼应。与北朝隋唐大墓墓道壁画在靠近墓室部分为仪仗，靠近空中入口和上方为升仙升天场景相比，少陵原大墓壁画的方式是相当粗疏的，但作为北朝隋唐大型墓葬墓道壁画的滥觞是没有问题的。其二，咸阳柏家嘴村M298前室有执戟武士形象，也见于焦村M25前室之中，且有“持杖直”“千人”等字样题记（图一七），这些为仪仗武士当无疑问，但奇特的是这些人物呈现于墓葬前室之中，而北朝隋唐墓葬中的仪仗武士出往常墓道之中。这提示我们，上述关中地域大型十六国墓的第5个特性即随葬品中的骑马鼓吹俑、甲骑具装俑、铠甲武士俑与壁画中有题记武士形象存在某种对应关系，那些十字髻女伎乐俑、侍从俑与壁画人物同样也可能存在对应关系。这种在壁画人物旁加题记的方式也颇契合一种表示方式初起时的样态。陶武士俑的意义或许更大，小龛和甬道、墓道壁画的开辟可能都与他们有关。很可能是由于随葬的武士俑数量太大，致使于墓室中无法放置，所以在墓道中开小龛以存。壁画武士则遭到小龛的影响后来也被布置到墓道之中。这是中国古代墓葬空间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机，十六国之前都只是运营墓室，从十六国开端，甬道、墓道空间被开发出来了，关中的这几座大型墓葬就是最好的示例，固然此时内容和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还不成熟，尚处于探求之中。至于在关中十六国墓葬中能够完成这个突破，当时军事氛围激烈因而仪仗卤簿盛行之外，关中地域良好的土壤条件有利于开龛也应是不可忽视的要素。

从上面的剖析能够看出，关中地域十六国大型墓葬表示的这些特性既具有一定的制度意义，也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但更多的是对当时的开辟。新旧方式、新旧内容相互调整磨合，以顺应新的历史形势，表示十六国高级贵族的意志，代表了当时社会顶层的墓葬文化状况和认识，并给北朝隋唐时期以庞大的影响。因而，这是一种不显眼但十分深化的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

三 结语

不论在历史学那里，还是在考古学那里，十六国所遭到的关注和研讨成果都明显少于魏晋或南北朝，这其中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的匮乏是主要缘由，但对十六国历史位置的不恰当评价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缘由。南方地域的严重改动是从南朝开端的，东晋很大水平上是对中原地域魏晋历史的继承，这个状况和认识可能影响了学界对十六国历史位置的判别，以为十六国战乱频繁无有宁日，不可能有树立性成就，从而构成学界相对注重北朝而轻视十六国的局面。所幸近年来十六国考古发现不时，惹起学界的注重，并促使学界对十六国时期重新加以认识。

经过上文的引见和剖析可知，十六国时期不同地域的墓葬展开状况差别甚大。关中地域无疑是十六国考古发现最丰厚的地域，固然以墓葬资料为主并且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曾经能够显现出十六国时期重要而特殊的历史位置。关中十六国墓葬资料明晰地表明，北方地域从十六国开端曾经开启了庞大的转变，而不待北朝。不只如此，在理想社会纷繁扰扰的名义之下，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并不是一团乱麻，而是既遵照一定的规则，又有展开和变更。分离了汉人和其他民族文化要素——具有民族融合模范意义的关中十六国墓葬初步树立了一定的范式，那就是：形制上为长斜坡墓道土洞墓，墓道之中有天井过洞和小龛；表示方式上，墓道、甬道、墓室之中都有壁画；随葬品中呈现大量骑马鼓吹俑武士俑具装俑，并且可与壁画中人物形象粗相对应。关中地域十六国墓的这个范式固然还不成熟，阅历了北魏的打断，但到北周时期被重新捡起，至隋唐时期完整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关中地域十六国墓葬将汉人和其他民族墓葬文化交流可能呈现的结果基本呈现出来，北周隋唐墓葬不外是在此基础上的踵事增华。就墓葬自身的演化史来看，以至能够以为，不是关中北周隋唐墓葬，而是关中十六国墓葬最具发明性意义，对民族融合状况中止了特别而充沛的展示。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 ］民族融合同样是历史学界十分关怀的话题，但国内相关研讨的取向多为汉化，近年“民族认同”一词用得较多，但中心还是汉化。前者可举出何德章的《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何德章. 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J ］. 历史研讨，1992 （3 ））、罗新的《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罗新. 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J ］. 中国史研讨，2004 （3 ））、陈勇的《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调查》（陈勇. 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调查［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等，后者可举出吴洪琳的《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吴洪琳. 合为一家——十六国北魏时期的民族认同［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等。国外学者多持对等观念加以引见或讨论，如日人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中华的解体与扩展——魏晋南北朝》（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 中华的解体与扩展——魏晋南北朝［M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日人三崎良章著刘可维译《五胡十六国——中国史上的民族大迁移》（三崎良章著，刘可维译. 五胡十六国——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迁移［M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2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墓葬如呼和浩特美岱村墓、乌审旗大夏田煚墓等，也反映了民族融合状况，但有关发现还很零星，不能充沛阐明墓葬所在地域民族融合的总体状况，所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再行讨论。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挖掘简报［J ］. 文物，1960 （6 ）.

［4 ］［10 ］新疆文物考古研讨所.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第十次挖掘简报［J ］. 新疆文物，2002 （3-4 ）.

［5 ］吐鲁番地域文物保存所. 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J ］. 文物，1994 （9 ）.

［6 ］敦煌文物研讨所. 敦煌晋墓［J ］. 考古，1974 （3 ）.

［7 ］范晓东. 酒泉小土山墓葬考古挖掘及墓主人身份初探［J ］. 丝绸之路，2014 （24 ）.

［8 ］钟长发，宁笃学. 武威金沙公社出土前秦建元十二年墓表［J ］. 文物，1981 （2 ）.

［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算简报［J ］. 文物，1972 （1 ）.

［11 ］吐鲁番地域文物局. 新疆吐鲁番地域阿斯塔那古墓群西区408 、409 号墓［J ］. 考古，2006 （12 ）.

［12 ］甘肃省文物队. 嘉峪关壁画墓挖掘讲演［M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1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域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 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J ］. 文物，1984 （6 ）.

［14 ］辛发. 锦州前燕李廆墓清算简报［J ］. 文物，1995 （6 ）. 锦州从天文上来说不属于严厉的辽西地域，但李廆墓与辽西其他前燕墓葬无实质区别，所以附于辽西地域也无大妨。

［15 ］陈大为，李宇峰. 辽宁朝阳后燕崔遹墓的发现［J ］. 考古，1982 （3 ）.

［16 ］辽宁省博物馆. 北燕冯素弗墓［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讨所，朝阳市博物馆.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 挖掘简报［J ］. 文物，1997 （11 ）.

［1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讨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 年挖掘讲演［J ］. 考古学报，2004 （2 ）.

［1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讨所，朝阳市博物馆，北票市文物管理所.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 年挖掘讲演［J ］. 考古学报，2004 （2 ）；田立坤. 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C ］// 辽宁考古文集.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263-267.

［20 ］田立坤. 关于北票喇嘛洞三燕文化墓地的几个问题［C ］// 辽宁考古文集.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3 ：263-267.

［21 ］参见吉林省文物考古研讨所. 榆树老河深［M ］.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22 ］［23 ］［31 ］［33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讨所. 咸阳十六国墓［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24 ］［39 ］［45 ］刘呆运，李明，尚爱红. 陕西咸阳底张十六国至唐代墓葬.2010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

［25 ］［42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西安南郊草厂坡村北朝墓的挖掘［J ］. 考古，1959 （6 ）.

［26 ］［40 ］［41 ］［47 ］辛龙，宁琰，邰紫琳，王毅. 西安南郊焦村十六国.2019 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M ］. 北京：文物出版社，2020.

［27 ］［36 ］［38 ］西安市文物维护研讨院. 西安南郊少陵原再次发现十六国大墓［J ］. 大众考古（网络版），2021 （1 ）.

［28 ］李朝阳. 吕他墓表考述［J ］. 文物，1997 （10 ）.

［29 ］宁夏固原博物馆. 彭阳新集北魏墓［J ］. 文物，1988 （9 ）.

［30 ］西安市文物维护考古所. 西安三国曹魏纪年墓清算简报［J ］. 考古与文物，2007 （2 ）.

［32 ］黄明兰. 西晋裴祗和北魏元暐两墓拾零［J ］. 文物，1982 （1 ）.

［34 ］西安市文物维护考古研讨院. 西安航天城北朝墓挖掘简报［J ］. 文博，2014 （5 ）.

［35 ］陕西省考古研讨所. 西安北郊北朝墓清算简报［J ］. 考古与文物，2005 （1 ）.

［37 ］长安县韦曲另有两座墓葬（陕西省考古研讨所. 长安县北朝墓葬清算简报［J ］. 考古与文物，1990 （5 ）），简报定年代笼统定为北朝，实践上也当是十六国时期墓葬（《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作北魏墓葬看待，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193），两墓都是前后室墓，其中M1墓道长32.8米，M2有关数据不详，M1在过洞部分有土雕建筑。两座墓葬的范围和随葬品数量都不迭少陵原等大墓，可能代表了次一级墓葬的状况，所以没有列入表中中止特地讨论。

［43 ］大同文物考古研讨所侯刚先生告知大同曾发现一座有土雕建筑的北魏墓葬，这与大同曾经发现的北魏墓葬数量相比是微缺乏道的。

［44 ］陕西省考古研讨所配合基建考古队. 西安东郊田王晋墓清算简报［J ］. 考古与文物，1990 （5 ）.

［4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讨所. 中国考古学·三国两晋南北朝卷［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125-126.

（作者：韦正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辛龙　宁琰　西安市文物维护考古研讨院；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2年第4期）

责编：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