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强：书写作为“药”（pharmakon）——德里达解读《斐德罗》

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题为“论书写与药”。

近年来，法国技术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技术是药（pharmarkon）”，并倡导“技术药理学”（pharmacology of technology）。这一论断听起来颇为怪异，其核心思想实则源自他的老师雅克·德里达。1968年，德里达在《原样》（Tel Quel）杂志发表长文“柏拉图的药”（La pharmacie de Platon），对柏拉图的《斐德罗》（Phaedrus）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细读，并着重从“药”这个概念入手对书写（écriture）①展开深入讨论。本文尝试对德里达的这项工作进行分析，以呈现药理学思维的独特性，进而为理解斯蒂格勒的技术药理学提供参照。

一、书写作为“助忆”

1、书写的意义与“塞乌斯神话”

书写是德里达哲学的主要论题之一，为书写正名是他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重要策略。从本源上看，“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言说”中心主义，因为logos的最初含义是“说”（speech）。根据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说是第一位的，书写是派生的。言说决定书写的意义，是衡量书写的价值尺度，而书写仅是言说的记录或反映而已。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始作俑者是柏拉图，《斐德罗》则集中体现了柏拉图对说与写的态度。因此，德里达撰写长文“柏拉图的药”，对《斐德罗》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解读。

书写是人类文化承传的重要途径。没有文字，没有代代流传的典章制度，前人的思想、经验和技能难以积累，后人便无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因此，文字是文明的首要标志，一个没有文字的社会很难称得上文明社会。言说是实时的，它要求说者和听者身临其境。言说是易逝的，它随着参与者的散场而消逝。相比之下，书写具有稳定性与永恒性的优点。它通过物质化的载体（如碑文、印刷）将思想、经验、技能保存下来，并使之流传下去。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阅读能力便可领会书写内容。例如，《论语》是对孔子言谈的记录。我们现代人作为不在场者能够通过阅读去领会曾经在场者的言谈。因此，古人将书写或“立言”视为流芳百世的重要途径。《左传》记载，襄公二十四年春，穆叔入晋。晋范宣子问道：“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回答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总之，相比于转瞬即逝的“述而不作”，书写具有“虽久不废”的不朽品性。

然而，柏拉图在《斐德罗》中借助神话故事表达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传说在埃及有一位神，名字叫做塞乌斯（Theuth）。塞乌斯是书写、测量和计算之神。他到埃及国王萨姆斯（Thamus）那里展示诸班才艺。在展示书写的时候，国王萨姆斯问道：“书写有什么用？”塞乌斯回答说：“这种学问可以使埃及人更加智慧，能改善它们的记忆（mnēme）。我的发明是记忆和智慧之药（pharmakon）。”但是，国王萨姆斯批评道：“现在，由于你是书写之父，你对它的喜爱使得你把它的效果弄反了。事实上，在学会书写的人的灵魂中，书写会引入遗忘（lēthē）；他们不再练习记忆，因为他们信任书写，而书写是外部的并依赖于外部符号，他们不再尝试从内部完全凭借自身进行回忆。你发明的药不是用于回忆（anamnēsis），而是用于助忆（hypomnēsis）。你为你的学生提供了智慧的假象，而不是其真相。”②

2、记忆、回忆与助忆

上段引文出现了三个同源词：记忆（mnēme）、回忆（anamnēsis）与助忆（hypomnēsis）。无疑，这会让我们想起柏拉图的“学习即回忆”的著名论断。在《美诺》中，美诺提出了一个二难推理：人既不能寻找他知道的东西，也不能寻找他不知道的东西；对于已经知道的东西，人们既然已经知道便无需寻找；对于不知道的东西，既然不知道，又如何寻找呢？这就是美诺悖论或美诺难题（Meno aporia）。为克服该难题，苏格拉底提出学习就是回忆。为此，苏格拉底讲述了一则灵魂不朽的故事：“灵魂有时候会抵达终点，他们称之为死亡；有时候它会重生，但从不被消灭。”“既然灵魂是不朽的，经常出生，而且看到过这里以及冥界的一切事物，那么就没有什么是它没有学习过的；所以，它能够回忆它之前认识的事物，包括德性以及其他事物，这丝毫不令人惊讶”。③在《斐多》中柏拉图说道，“然而，我想，如果我们在出生前获得了知识，在出生时遗失了知识，后来通过将我们的感官运用于我们提到的那些事物，我们恢复了我们以前拥有的知识，那么所谓学习不就是恢复我们自己的知识吗？我们称之为回忆是正确的。”④借助回忆说，柏拉图成功克服了美诺难题。

据此，不朽的灵魂曾经生活在理念世界，灵魂之眼曾经见识过事物本身。这种观看留给灵魂的知识就是记忆（mnēme）。请注意，这里的知识特指关于理念或事物本身的知识（episteme），与经验性或概率性的知识不同。后来，因为灵魂不幸跌落人世，受到身体和情欲的玷污，它遗忘了自己曾经知道的东西，遗忘了曾经见识过的事物，遗忘了曾经掌握的真理。所谓学习或认识，并不是探索新事物，而是通过观察感性事物回忆自己曾经掌握的知识。第二个词anamnēsis（回忆）由前缀ana（上升、回到）加上mnēsis（记忆）构成，字面含义是“回到记忆”。“希腊文anamnesis词前的ana有由下向上和上升等意思，mneme则是觉察、意识到、回忆。这个词的意思表示：柏拉图认为灵魂本来有某种知识，现在遗忘了，成了不觉察的状态，要将它想起来，在提升到意识上来觉察它，也就是重新发现它，这就是回忆”。⑤总之，回忆就是克服遗忘，找回记忆，恢复曾经具有的知识。

第三个词是hypomnēsis，它由前缀hypo（位于……之下）加上mnēsis构成。通常，hypomnēsis译为“备忘”或“提醒”。这里权且译为“助忆”，即帮助或承载记忆，以突出词根mnēsis并与“回忆”关联起来。Hypomnēsis指助忆活动，hypomnēmata指助忆活动的结果，后者包括通讯录、笔记、讲稿等书写或印刷品。用现在的话说，它是大脑记忆的外化，功能在于提醒和备忘。例如，倘若我不记得某位朋友的电话，可以查阅通讯录。倘若我忘记了课堂上的内容，可以查阅课堂笔记。助忆是外化的、物质化的记忆，具有稳定和客观的优点。大脑记忆是不稳定的、有限的，很容易遗忘或弄错过去发生的事情，更不可能记住所有事情。为此，人们将所思所想所闻以文字的形式书写下来，存储为hypomnēmata，以备参阅。这就是助忆的基本含义。在柏拉图看来，助忆的主要形式是书写，书写以外化的形式将记忆存储下来。今天，电脑内存就被称作memory（记忆）。

回到塞乌斯神话。它是柏拉图的杜撰，斐德罗识破了这一点，所以紧接着说，“苏格拉底，你真会从埃及或者任何你想要的地方编故事”。柏拉图善于讲故事，他的著作从来不乏神话故事。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洞穴比喻、太阳比喻、灵魂转世等等。这里也不例外，通过这则故事，柏拉图形象表达了对书写的批评态度：书写是药，它作为助忆会导致遗忘、毒害记忆、背离真理。

二、“药”与书写的两面性

1、“药”的两面性

“药”（pharmakon）是德里达解读《斐德罗》的主线。在希腊文中，pharmakon具有两面性，既意味着良药、解药（remedy），也意味着毒药（poison）。这似乎并无特别之处，它相当符合普通人“是药三分毒”的生活常识。通常，药品说明书（中成药除外）要同时列出适应症和不良反应。适应症条目告诉人们药能治疗什么（作为良药），不良反应条目则明示可能的危害或潜在的副作用（作为毒药）。这致使人们对药持爱恨交织的态度，既希望药能够治疗疾病，又担心它产生潜在的副作用。因此，人们对药总是犹豫的，病人不会无节制地服药，正常人绝不乱用药。

Pharmakon的两面性表明，它是一类极为特殊的存在者。我们知道，柏拉图的世界是泾渭分明的，柏拉图主义是二元对立思想的典范：善/恶、真/假、好/坏、光明/黑暗、存在/生成、真理/意见。在这个世界，事物不是善的就是恶的，不是光明的就是黑暗的，居间存在者是无法想象的。但是，pharmakon恰恰是这样的居间存在者。它的本质就是缺乏本质，性质不稳定，随时可能走向自己的反面，从良药变成毒药，或从毒药变成良药。这完全视个体差异、剂量和服用时间等因素而定。这样，pharmakon超出了柏拉图主义的范畴结构。借用尼采的话，药是“超善恶”存在者。

正因为药具有两面性，它在柏拉图的世界没有容身之所，柏拉图无法容忍它的存在。“人们的确必须认识到这样的事实，柏拉图总体上对药持怀疑态度，即便有些药专门用于治疗，即便用药的意图善良，即便它们是有效的。”⑥柏拉图的怀疑基于两个理由。第一、药的良性特征无法阻止它的毒性。“《普罗泰戈拉》将药归入既是善的（agatha）又是痛苦的（aniara）的一类事物（354a）。药总是深陷《斐莱布》提到的混合物（summeikton）之中（46a），它的例子是过度（hubris），暴力的、无限制的过度愉快，这会让放浪形骸者如疯子般嚎叫”。⑦第二、药是人为的，因此是有害的。在希腊文化中，人工物的价值低于自然物。“如同《斐德罗》中的logos一样，《蒂迈欧》中自然的疾病被比作活的有机体，必须允许它遵循自身的规范、形式、特定的节奏和关联去发展。但是，药扰乱了疾病的正常和自然的过程，因此是一切生物体的敌人，无论这些生物体是健康的还是病态的”。⑧不管是良药还是解药，pharmakon作为人工物都是对自然进程的干涉，是反自然的，所以是有害的。

2、书写作为良药

下面，让我们具体分析书写作为药表现出来的两面性。塞乌斯说，书写可以使埃及人更加智慧，能改善它们的记忆，是记忆和智慧之良药。国王萨姆斯则提出批评，书写导致遗忘，让人不再练习记忆，它对于回忆而言是毒药。其实，在这篇对话中，柏拉图对书写的批评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智者及其修辞学。《斐德罗》在讨论书写之前花了很大篇幅批评了修辞学，斐德罗怀揣的演讲稿便出自当时的著名修辞学家吕西亚斯之手。依柏拉图之见，修辞学是一门语言技艺，但这门技艺与“真理”无关，只追随“意见”，它的目标是说服听众而不是传授真理。然后，柏拉图将矛头对准书写，特别是修辞学家撰写的演讲词。

塞乌斯宣称书写是一剂良药。其实，这相当符合常识。如前所述，从历史的角度看，书写是实现“虽久不废”的重要途径。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悠久的、世代相传的文明，与书写有莫大的关系。正因为有了文字，前人的思想、经验、创造、技艺等等才能被记录下来，后人不必从零开始。这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重要标志。所有其他高等动物的后天知识和经验都随着个体的消亡而消亡，无法传递给下一代，唯独人是例外。用斯蒂格勒的话说，人类拥有可世代传递的“后种系发生记忆”（epiphylogenetic memory），即个体后天经验的代际沉淀和传递。“此在（Dasein）这种生命现象在生命史中变得与众不同，因为对此在而言，生命的后遗传（epigenetic）层次并没有随着生物体的死亡而消失，它得到保存和沉淀，在身后流传下去”。⑨这种沉淀和传递的首要载体就是作为助忆的书写。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依然能够领会孔子的教诲，其言论并未随他的逝世而消亡。

从个体角度看，书写的确有助于记忆。我们为何书写？因为我们的记忆力有限，因为我们是会遗忘的存在者。对此，德里达称为“滞留有限性”（la fintude rétentionnelle）。在考察胡塞尔关于科学史的相关论述时，德里达将它与“内时间意识”作了类比，并强调传统沉淀的功能是超越个体有限性：“由于活的意识的滞留力量是有限的，因此意识便以习惯和沉淀的形式将意义、价值和过去的行为保存下来。在群体的文化世界中，传统沉淀的功能在于克服个体意识的滞留有限性”。⑩斯蒂格勒沿用了德里达的这一说法并指出，“‘谁’[指人]是由滞留有限性定义的：它的记忆是有限度的，本质上有欠缺的，根本上健忘的（这首先体现了爱比米修斯[Epimetheus]形象）。”根据爱比米修斯神话，人起源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是被遗忘的产物，同时也是会遗忘的有限存在者。所以，人不得不借助大脑之外的手段去辅助和补充记忆，以备遗忘，如书籍、记事本、PPT等等。

3、书写作为毒药

然而，柏拉图借国王萨姆斯之口表达了对书写的批评态度：书写是一剂毒药，会导致遗忘、毒害记忆、背离真理。具体言之，书写的毒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书写导致遗忘。根据回忆说，灵魂之所以遗忘，是因为受到了物质的玷污。书籍、纪念碑等书写载体属于物质范畴，因此会玷污灵魂，导致遗忘。另一方面，书写会让人产生依赖性，致使人们不再用心记忆。在日常生活中，这屡见不鲜。比如，在出现智能手机之后，我们已经遗忘了几乎所有的电话号码，甚至连至亲的号码也记不住。记忆“因自己的符号，因自己的监护人，因据信是知识守卫者和看护者的字符而变得呆滞，它将下沉至遗忘（lēthē），被无知（non-savoir）和遗忘压倒。”

第二、书写是死的。相比于灵魂的鲜活记忆，书写是物质化的、无生命的。书写与绘画有一个共同点。绘画作品站在那里，似乎是活的，而如果有人向它们提问，它们一言不发。文字同样如此，“如果你想要知道得更多，从而就它所说的提问，那么它永远只不断地重复。”书写是“纯粹的重复，绝对的自我-重复，但这个自我已经是反复和重复，能指的重复，无效的或失效的重复，死亡的重复——这都是一回事。书写不是对活的事物的活的重复。”

第三、书写无法自我辩护。“当它被弄错或遭到不当攻击时，它总是需要它父亲的支援，它既不能自卫，也不能自救。”这与言说大相径庭。言说是活的、实时的、在场的。言说伴随着言说者在场。言说者犹如父亲，言说犹如儿子。在言说遭到误解时，父亲会站出来辩解。相反，书写是言说的影像（image），是言说者不在场的言说，犹如失去父亲的孤儿。“他犹如迷途的羔羊来回游荡，不知要去何方，离开了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向、端正的品行和规范；但也犹如失去权利者、违法者、堕落者、坏种、流浪汉、投机分子、游手好闲者”。

第四、书写是外来的寄生虫，毒害内部的纯洁性。在柏拉图看来，存在一种原初的言谈，灵魂的言谈。“它是随着知识被写入听者灵魂中的言谈；它能自卫，并且知道应该向谁说，应该对谁保持沉默。”这种言谈是活的、纯粹的，并伴随着真理。书写则位于灵魂之外，是死的，与真理无涉。而且，书写如寄生虫一样侵入并毒害灵魂，玷污内部的纯洁性。“柏拉图同时坚持书写的外在性及其有害的渗透力，即影响或感染最深内在性的能力”。

第五、书写是“危险的替补”（dangerous supplement）。书写的确发挥着提醒和备忘的作用，以弥补记忆力的不足。但是，它与真理无关，更无法代替真理。智者却主张用助忆取代记忆，用死记忆取代活记忆，正如用假肢（prosthesis）取代活器官一样。德里达将书写称作“替补”：书写原只是记忆的“补充”，但反过来却“替代”记忆，制造遗忘并阻止灵魂去回忆。这种替补之所以危险，因为“它跌出了在场/缺席（presence/absence）的简单选项。这是真正的危险。这使得拓片（type）被误以为是真迹（original）。”

柏拉图将书写当作药，这只是偶然吗？德里达认为并非如此。“书写与药的联系似乎依然是外在的；或许有人断言它是人为的或纯粹偶然的。但是，可以看出，[柏拉图的]意图和语调是一样的。[他的]怀疑同时针对书与药，书写以及一切神秘的、模棱两可的事物——向经验主义和偶然性敞开，受制于魔法而不是必然性法则。书、封闭在biblia（书）的僵死而刻板的知识、史料……，这一切与活知识（living knowledge）和辩证法无缘……，正如神话与真知识无缘一样。”《斐德罗》在开篇通过讲述法玛西亚（Pharmacia）与俄莉迪亚（Orithuia）的故事就定下了基调，即书写与药同样令人误入歧途。囿于篇幅，这里不拟进一步展开。

三、从辩证法到药理学

如何化解书写的毒性？柏拉图的策略是诉诸辩证法。辩证法是关于事物本质的研究，是关于真理的言谈（logos）。21在希腊文中，aletheia（真理）的字面意义是“克服遗忘”（a-lēthē）”。用柏拉图的话说，所谓真理就是让灵魂摆脱遗忘状态，重返记忆，认识即回忆。辩证法是通往真理和知识的道路。“如果严肃地对待这些事情并使用辩证艺术，那就更加高贵了。”22在柏拉图看来，克服书写的毒性意味着恢复书写的附属、补充和协助角色，使之安于其位，不要僭越，不要试图取代记忆。“是者（being）是其所是，外是外，内是内。所以，书写必须回到自己从不应离开的状态：附属品、意外、多余”。23总之，柏拉图意图驱逐外来者以净化灵魂，“抑恶扬善”，清除那些有毒的“药”。

这无异于将“药”视为“恶”的化身。在希腊文中，pharmakeus与pharmakon是一对同源词，前者的含义是药师、巫师或掌握魔法的人。药毒害身体与巫师毒害城邦是一回事，净化体内毒药与城邦驱逐巫师则殊途同归。药与巫师的共同点是，它们建立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之上。作为有限存在者，人是会死的，意识到自己终有一死，而且害怕死去。为此，人们服药治病，以防过早死去。城邦求助巫师，以期逃离厄运。Pharmakeus有一个同义词是pharmakos，后者也指巫师、魔法师、药师。希腊人特别强调pharmakos与众不同的含义，即替罪羊（scapegoat）。“Pharmakos的一个特征可以类比于替罪羊。恶与外来者，驱逐恶，从身体、城邦、城邦的身体中赶出去——这些是该特征及[驱魔]仪式的两个主要意义。”24柏拉图的策略是将书写当作替罪羊，认为只有驱逐pharmakos才能恢复灵魂的纯洁性，维护城邦的良好秩序。

反之，德里达的策略可称为“药理学”。这是斯蒂格勒的用词，但显然归功于德里达：“正是德里达提出了药理学问题——据此，助忆构成了回忆的条件。”25在“柏拉图的药”结尾，德里达吐露了自己的反柏拉图主义心声：“所以，善-父亲-首领-太阳的消失是言谈的先决条件……。作为在场之真理的消失，在场之在场起源的退隐是全部真理（显现）的条件。非真理（non-truth）即真理。非在场（non-presence）即在场。延异（différance），任何本源在场的消失，同时是真理的可能性条件和不可能性条件。”26这一段文字表明，必须放弃本源、在场、善等等超越性范畴。哲学的使命不是将真/假、本质/现象、善/恶、内/外、说/写对立起来以维护柏拉图主义的权威性，而要解构柏拉图主义从而为超善恶的存在者开辟合法性空间。没有什么事物本质上是纯洁的、高贵的、本源的，也没有什么事物本质上是肮脏的、卑贱的、派生的。一切存在者都是pharmakon，既是良药也是毒药。因此，问题不在于如柏拉图那样构想一个无毒的世界，不在于将药清除出去，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如何与药共存，如何置身于一个超善恶的世界。

作为德里达的弟子，斯蒂格勒继承了上述思路，并明确地将这一路线称作药理学。“在‘柏拉图的药’中，雅克·德里达通过解读《斐德罗》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他的解构形而上学计划。这篇对话将哲学回忆（即对事物真理的回忆）与智者助忆（即记忆技术[mnemotechnics]，特别是制造幻象的书写以及心灵操控术）对立起来。德里达指出……不可能将内部（回忆）与外部（助忆）对立起来：不可能将活记忆与作为助忆的死记忆对立起来……。这一不可能性开辟了药理学问题，据此助忆就是药：同时是毒药和解药。”27在当代社会，最令人瞩目的pharmakon无疑是技术。一方面，技术是良药，它对人具有构成性，无本质的此在需要技术充盈自身，需要技术延展自身。另一方面，技术是毒药，它不断威胁自由、个性、自主性等人们所珍视的价值，颠覆既定的权力与社会秩序。斯蒂格勒主张，“技术药理学”要求我们走出黑白分明的柏拉图主义，学会超善恶地思考技术，而不是将技术作为“替罪羊”予以谴责。同时，要学会与有毒的技术共存，并在共存中改变既定的共存方式。这种思想方式既不同于技术乐观主义，也区别于技术批判主义。总之，作为辩证法的替代性策略，药理学思维让我们走出柏拉图主义，放弃对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追求，自觉停留在德勒兹所说的“内在性平面”（plane of immanence），接受与有毒之物共在（mitsein）的存在论命运。

注：

① 法语écriture既指“文字”，亦指“书写”，本文统一译为“书写”。“书写”的含义比“文字”更广。写下来的东西未必是文字（如特殊记号），而文字一定是写下来的东西（印刷和电子文档也基于书写）。

②④（22）Plato, Phaedrus,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John Cooper (ed.) ,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参考中文版《柏拉图全集》，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pp. 551-552(274d-275b), p.66(75e.), p. 552(275d-e), p. 552(275d-e), pp. 552-553(276a-b), p. 553(276e).

③ Plato, Meno, in Plato: Complete Works, John Cooper(ed.),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7, p. 880(81b-d.). 注②中的引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詹文杰研究员依希腊文译出，特此致谢。

⑤ 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79-680页。

⑥⑦⑧（23）（24）（26）Jacques Derrida, Plato’s Pharmacy, in Dissemination, Barbara Johnson(trans.), London: Athlone, 1981, p. 99, p. 99, p. 100, p. 105, p. 136, p. 143, p. 110, p. 109, pp. 72-73, p. 128, p. 130, p. 168.

⑨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Richard Beardworth and Collins(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40.

⑩ 【法】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译文参照法文版略有改动，见Jacques Derrida, Introduction à L’origine de la géométrie, Paris: PUF, 1962, p. 45.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2, Disorientation, Stephen Barker(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

（21） 柏拉图对“辩证法”并没有明确定义，在不同对话中有不同描述，参见詹文杰：《柏拉图知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58-268页。

（25） Bernard Stiegler,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 Daniel Ross(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3, p. 17.

（27）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Daniel Ross(trans.), Cambridge: Polity, 2010, p.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