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器断代研讨实质上是考古学研讨

今天的铜器断代研讨实质上是考古学研讨

——兼论新资料能否应战“康宫说”

韩 巍

自郭沫若于1932年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至今，曾经过去了90年，但郭氏当年提出的“规范器断代法”和“系联法”，仍是西周铜器断代研讨的基本措施。这一套措施是以所谓“规范器”为动身点和“联络站”，以铭文中包含的人名、地名、事迹等作为线索，辗转系联，找出相互关联的一组铜器；若干个“器组”又可经过一些关键线索联合到一同，构成范围更大的“器群”；最终还是要回到“规范器”，由“规范器”的年代来肯定整个“器群”的年代范围（王世）。陈梦家作为郭沫若之后又一位西周铜器断代范畴的重要学者，在措施论方面的推进主要是对共出（所谓“同坑”）成组器物的注重，以及从考古学角度对器类、组合、器形、纹饰的关注。但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考古挖掘出土的成组西周铜器数量仍极有限，陈梦家的研讨措施仍不出“规范器断代法”和“系联法”的范围，其《西周铜器断代》的整体框架基本服从《两周金文辞大系》，仅有部分调整。

商兽面纹扁体筒形觥

2021年汨罗市屈子祠镇双楚村出土

无须置疑，“规范器断代法”和“系联法”具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两种措施至今仍卓有成效的缘由。同时我们也不能承认，这两种措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特别是在如何确认“规范器”和系联线索的问题上，研讨者的客观判别常常起着决议作用。郭沫若所说的“规范器”，主要是铭文中含有“王号”的铜器，其次是铭文中呈现的人物、事迹可与传世文献互证而判定其年代的铜器（如“周公东征”诸器）。众所周知，关于西周金文中的“王号”究竟是“生称”还是“死谥”，学界的争议至今仍未停息；而关于金文中一些严重历史事情（如东征、南征等）发作的年代，学者也多有不同意见。至于“系联法”，从郭沫若至今，最重要的系联线索一直是金文中的人名。众所周知，金文中同样的人称号谓，如“井伯”“虢仲”等，能够在不同时期重复呈现；而关于金文中的不同称谓能否指同一人，或金文中的人名可与文献中的哪些人物对应，也是学者之间极易发作争论的问题。固然自郭沫若以来，学者不时在强调铭文的辞例、用语、字体、书风乃至铜器的形制、纹饰等各方面要素在断代研讨中的“参证”作用，但不可承认的是，铭文内容依旧是断代研讨的中心。学者在运用上述“参证”时，常常盲目或不盲目地受制于他们对铭文内容的了解。由于铜器铭文记载简单，以及传世文献的匮乏，我们对西周时期言语文字、社会习俗、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认识至今仍相当有限，这就决议了我们对铜器铭文的了解常常带有推测成分，必须时辰面对客观臆断的圈套。

郭沫若、陈梦家之后，在西周铜器断代范畴成就最大的学者当推唐兰。但是唐兰取得这些成果并不是依托新措施，反而是由于将传统的“规范器断代法”和“系联法”发挥到极致。首先，唐兰紧紧抓住“康宫”这一明白的断代界标，以及“昭王伐楚”这一西周史上的严重事情，处置了康、昭两代缺乏“王号”类规范器的难题，大大扩展了“规范器”的范围。唐兰选择令方尊、方彝作为突破口，正是由于二器铭文中最早呈现“康宫”界标；经过将“康宫”认定为康王之宗庙，就将令器的年代从郭、陈所定的成王向下拉到昭王。但仅靠令方尊、方彝，能够系联的铜器仍极为有限，唐兰展开“系联法”的桥梁其实是同一人所作的令簋。令簋铭文中呈现了“王姜”这一重要人物，“伐楚”这一重要事情，以及“在炎”这一关键地点。经过令簋，就将令方尊、方彝这两件“规范器”，与“王姜”“伯懋父”“伐楚”这三大器组联络在一同，并且胜利地与文献、金文均颇多记载的“昭王伐楚”完成了互证。最终结果是将郭沫若、陈梦家定于成、康时期的一大批铜器拉晚到昭、穆时期。这关于郭、陈树立的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的断代体系，不啻为推翻性的突破。

正由于唐兰“康宫说”的强大冲击力，从郭沫若、陈梦家开端就不时有学者对其提出质疑和批判。但是反对者的研讨措施也毫无新陈代谢之处，一直是以铭文内容为中心，在“规范器”和“系联法”中打转。而且反对者对“康宫说”的质疑，大多集中在一些铭文解释的细节问题上，如“康宫”能否为宗庙或能否为康王之庙，“王姜”能否为昭王之王后，成王时能否也有过“伐楚”之役，等等。而且反对者在细致论证上经常是攻其一端，不迭其他；或者在不同的部分问题上采取不同的规范。虽在一些细致问题的论证上看似有其道理，却一直不能将这些问题联络起来给以通贯的解释，无法像“康宫说”那样构建起完好的体系。相比之下，“康宫说”虽采取同样的研讨措施，但在规范之明白、逻辑之明晰和体系之紧密上明显更胜一筹。

更为重要的是，“康宫说”得到了不时更新的西周考古发现的一再考证。铜器断代研讨从实质上说属于考古学研讨的范畴，而考古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开放性——考古学中的阶段性结论或假说必须也能够得到考古新发现的检验。“康宫说”的第一次胜利来自1976年出土的扶风庄白一号铜器窖藏，该窖藏出土了西周微氏家族“折”“丰”“墙”“”四代人的铜器。经过墙盘和钟铭文，微氏家族历代祖先的活动年代大致得到肯定，因而李学勤称之为“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重要标尺——周原庄白、强家两处青铜器窖藏的综合研讨》，原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期，1979年，收入《新出青铜器研讨》，文物出版社，1990年）。其中作册折方彝铭文记载了昭王十九年的南征，而其形制恰是与令方彝极为相似的弧壁鼓腹方彝，这就为令方彝的断代添加了有力证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西周诸侯国和畿内高级贵族的墓葬陆续经过考古挖掘问世，如琉璃河燕国墓地、宝鸡氏墓地、北赵晋侯墓地等。经过科学挖掘的墓葬出土的“铜器群”，与经过“规范器”和“系联法”得出的“铜器群”有着实质区别——后者实践上是学者的“研讨成果”，必定含有若干客观判别和前提预设；前者则是出土于原生环境的保存原始共存关系的成组器物，属于完整客观的原资料。以这些考古资料为基础，八九十年代呈现了一批采用考古学措施对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青铜器中止整体分期的论著（如卢连成、胡智生《陕西地域西周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青铜礼器》，卢连成、胡智生编《宝鸡国墓地》“附录一”，文物出版社，1988年。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十一章“西周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这些研讨成果力图在“器群”中去掌握每一类铜器的演化规律，将器类、组合、器形、纹饰各方面要素分离在一同，总结出西周青铜器整体的演化趋向和各阶段的时期特性，铭文和“规范器”则只是肯定“器群”绝对年代的参考规范。进入20世纪以后，绛县横水、翼城大河口、宝鸡石鼓山、随州叶家山等西周墓地的挖掘，使得西周早中期高级墓葬资料较以往有成倍的增长。特别是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成王至恭王）已构成完好序列，基本不存在年代上的缺环，且各阶段的资料都相当丰厚。我们越来越分明地看到，无论“康宫”能否为康王之庙，唐兰经过“康宫说”得出的“昭王铜器群”在考古学上是成立的，他对昭王时期青铜器形制和纹饰特征的总结基本与考古发现吻合。例如昭王时期的青铜器外型整体向宽、矮方向展开，鼎、簋、尊、卣等器物的腹部开端外鼓，呈现“倾垂”的特性。簋类虽以周初持续下来的侈口圈足簋为主，但各地都呈现一定数量的敛口（子母口）簋，以及在圈足之下加接三足或四足的新形制，而敛口圈三足簋到恭懿以后就展开成为簋类的主流。昭王时期开端呈现“两段式”圆尊，方彝从西周初期的直壁变为弧壁鼓腹，卣则盛行盖顶两侧有犄角、提梁两端饰有“貘首”、腹部倾垂特甚的外型。纹饰方面，通体素面，或仅加饰几周弦纹的朴素作风开端盛行，穆王时期标记性的带有华美垂冠和尾羽的“大鸟纹”曾经呈现。试举几座近年发现的被公以为成康时期的高级墓葬为例，如宝鸡石鼓山M3、M4，随州叶家山M65、M2、M28、M27，没有一座墓出土的青铜器发现上述昭王时期的特性。而下葬年代在康王晚期至昭王时的大河口M1，就呈现了契合上述特性的匽侯旨尊、卣、霸仲簋、霸簋等铜器。必须强调的是，以上规律不止是在几座墓葬或几处墓地中发现，而是在遍布各地的西周墓葬中重复呈现，致使很多学者在对西周墓葬中止分期时都将昭王前后（或西周早期后段）单独划为一期。因而，大多数考古工作者或具有考古学背景的青铜器研讨者接受唐兰的“康宫说”，主要不是由于唐兰提出的文献证据有多么丰厚、坚实，或是其论证有多么缜密、雄辩，而是由于唐兰所划定的“昭王铜器群”禁受住了几十年来大量考古发现的检验。而反对“康宫说”的学者，却一直不能对这一问题给以回应。

固然近年来众多考古发现为“康宫说”不时提供新证据，但也有一些看似“反证”的新资料需求加以注重，曾公编钟便是其中一例。这套编钟出土于湖北随州枣树林曾国墓地M190，该墓墓主为春秋中期偏早的曾国君主曾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讨所等《湖北随州市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考古》2020年第7期）。编钟铭文采用曾公的口吻，以三个“曰”字起头，分为三段。第一段叙说“高祖”（亦称“伯适”“皇祖南公”）辅佐“周之文武”（即文王、武王），因而得到周王册命，于“南土”建国。第二段则讲述昭王南征之时在曾国发布命令，赐给曾侯“用钺”。关于曾国的始祖“伯适”（即南宫适）接受周王册命之事，铭文是这样叙说的：“王客（格）我于康宫，乎（呼）［命尹］厥〈氏〉命皇祖，建于南土。”（郭长江等《曾公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1期）曾公编钟发布以后，学者由于对“康宫说”的不同态度，对此处铭文的了解产生了很大分歧。反对“康宫说”的杜勇，将这里的“康宫”作为质疑“康宫说”的有力证据：既然“南公”（南宫适）受封最迟不外成王后期，那么“康宫”必定早在成王时曾经呈现，自然不会是康王之庙（杜勇《曾公编钟破解康宫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6月8日）。而更多的支持“康宫说”的学者，则采取了两种不同解释。最早发布编钟铭文的郭长江、凡国栋等，主张此处接受周王册命的应是春秋中期的曾公自己。但是此说忽视了本句铭文是第一段的组成部分，其上下文都是追述西周早期史事，忽然在这里插叙曾公当时之事，既有违常理又不契合铭文自身的叙事逻辑。另一种解释则以为，此句正好阐明南宫适之后嗣受封于曾国的时间要晚到昭王时，如朱凤瀚、田成方等学者皆主此说（朱凤瀚《枣树林曾侯编钟与叶家山曾侯墓》，《中国国度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1期。田成方《曾公钟铭初读》，《江汉考古》2020年第4期），这又与他们对叶家山墓地年代和墓主世系的判别密切相关。但是从叶家山墓地的考古发现来看，将曾国始封时间推迟到昭王时，或者以为叶家山墓地先后存在两个不同族姓的曾国，都难以自圆其说。

无论是支持抑或反对“康宫说”的学者，他们对曾公钟铭的了解都存在一种倾向，即把铭文对西周历史的追述看作一种“实录”。实践上，钟铭的撰作距离西周早期曾国始封已有约四百年，距离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的盛行也有二三百年之久。即便有传播下来的西周文本作为参考，钟铭也会不可避免地掺入春秋时人对西周历史的认识和想象，所谓“史实”也或多或少会发作变形、扭曲。陈民镇指出，钟铭“王客（格）我于康宫”，“客”应读为“格”，训为“至”，在西周金文中多写作“各”，也有少数例子写作“客”。但是西周册命铭文均作“王格于某宫（庙）”或“王格大室”，“格”之后绝不加人名或人称代词作为宾语。因而陈民镇推测，钟铭作者应该是不了解西周金文中“王客（格）于康宫”之类语句的原本意义，将“客”误解为“款待宾客”，因而自作聪明在其后加上了人称代词“我”。他还指出钟铭的“呼尹氏命皇祖”之语，只需在恭王以后成熟的册命铭文中才呈现，不可能早到昭王时。因而他以为钟铭在追述祖先事迹时套用、改造了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格式，并非周初的记载，故不能构成对“康宫说”的应战（陈民镇《曾公编钟铭文补说》，《汉字汉语研讨》2020年第4期；《曾公编钟并未应战“康宫准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4月28日）。这些见地无疑是合理的。其实还能够再弥补一点。“乎（呼）尹氏”三字，曾公镈钟铭文作“乎厥”，甬钟铭文作“乎命尹厥”，“氏”字皆讹为“厥”，镈钟遗漏“尹”字，甬钟则在“尹”前多出“命”字（曾公编钟铭文篇幅虽长，但制造并不算精良，错字、漏字现象亘古未有；甬钟铭文以至次序紊乱，若无镈钟铭文对照，简直难以读通）。“尹氏”是西周朝廷的史官之长，但是在西周早期至中期前段（恭王以前），金文中并无“尹氏”这种称谓，仅称“尹”或“诸尹”。直到恭懿时期的永盂铭文才首见“尹氏”，尔后直到西周末年，“尹氏”在弭叔簋、师簋、大克鼎、逑鼎、颂鼎等册命铭文中都作为代王宣命的史官呈现。此外，穆恭之际的盠方尊、方彝和宣王时的伊簋铭文中还呈现“命尹”，可能是专司册命的史官。曾公甬钟铭文的“呼命尹氏”，可能是误将“命尹”与“尹氏”这两种职官兼并为“命尹氏”（还有一种可能，“命”字是因触及下文“命皇祖”而误衍）。春秋中期的曾国贵族应该不难见到传抄保存下来的西周册命文书，也可能依旧珍藏有少量带有册命铭文的西周中晚期铜器。但他们不可能了解西周册命制度和册命铭文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展开过程，在他们心目中册命铭文的形态应该是“自古已然”。因而他们便将自己熟习的“康宫”“尹氏”及规范化的册命仪式移植到了西周早期。无论是置信曾公钟铭足以应战“康宫说”，还是以为曾国始封晚至“康宫”已呈现的昭王时期，都是由于过于置信古人历史记忆的“真实性”，而忽视了其中“合理化虚拟”的成分。

总之，在今天西周考古发现与研讨一日千里的形势下，“规范器断代法”和“系联法”虽仍不失为有效的研讨措施，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考古学措施。研讨西周铜器断代的学者，必须紧跟西周考古的最新发现和研讨动态，熟习考古资料所展示的西周青铜器演化的整体趋向和阶段性特性；在考古学“分期”的基础上，运用“规范器断代法”和“系联法”，对青铜器中止更为精确的“断代”，同时应用铜器铭文去提示考古学措施不易发现的特殊现象。至于曾公钟铭这样的东周铜器铭文，应该将其与传世和出土简帛东周文献相提并论，视为东周时人对西周历史的追述。关于其中记载的历史细节，应该与西周铜器铭文加以对照，辨明其“虚”与“实”、“真”与“伪”，而不是一概当作“实录”，以至用它来质疑经过大量西周考古资料检验的结论。

本文原载《中国史研讨动态》2022年第3期。

信息转自：先秦秦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