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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真实图画下的历史迷案 世事纷繁，眼见一定为实。 好像这幅世界名画《马拉之死》，就像是历史给出的一个谜语，画面浮光剪影，谜底却虚无缥缈。
《马拉之死》原作 《马拉之死》描画的，是法国大反动时期雅各宾派的指导人马拉，被刺客刺杀身亡时的场景。马拉患有严重的皮肤病，暮年要长期浸泡在药水中，才干正常工作，因而他死亡时的场景，是赤裸着泡在浴缸里，而身前的木箱，则暂时充作办公桌来运用。 刺客并非蒙面大汉，而是一位24周岁的女子夏洛特·科黛。油画的作者，是著名的法国反动家、画家，新古典主义巨匠雅克·路易·大卫（又译为达维特）。 马拉——科黛——大卫，这便是《马拉之死》画里画外的三位主角。而疑团，则恰恰从这三人身上浮起 —— 马拉不幸被刺，却侥幸地避开了“热月政变”，没有变成“人民公敌”，随着雅各宾派垮台而被送上断头台；科黛刺杀了反动首领，但是她自己却不是保皇党，而是彻头彻尾的反动青年，共和制度的坚决捍卫者；大卫终身高产，多幅画作被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珍藏，却唯独没有这幅巅峰之作的《马拉之死》，以至大卫自己客死异乡，尸体都被遏止运回法国埋葬…… 凡此种种，要解迷局，还得从这三个人身上，分头说起。 02 马拉：血迹斑斑的“人民之友” 在法国大反动期间，马拉被称作“人民之友”。 这是一个双关语。由于马拉兴办了一份《人民之友》报，一人承担了从撰稿、编辑，到出版发行等简直全部工作。他在《人民之友》上为底层民众鼓与呼，坚决捍卫人民的权益，号召民众起义，反对专制统治，因而深受大众欢送，被尊称为“人民之友”。 1789年开端的法国大反动，阅历了一个从温和到激进，然后逐步失控的过程。 先是路易十六被控制，主张保存国王、君主立宪的斐扬派（包含但不限于保皇派）执掌政局；随后斐扬派被推翻，温和共和派的吉伦特派上台执政；到1793年，以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激进共和派：雅各宾派发起起义，又把吉伦特派赶下了台，开启了著名的“雅各宾专政”。
雅各宾派三巨头 这一时期，是大反动最猖獗、最血腥的时期，雅各宾派试图大破大立，“以暴制暴”，用丹东的话来讲就是： 大胆，大胆，再大胆！老是大胆，法国就得救了！ 用马拉的话来讲就是： 原本，砍掉五六百颗头颅，就能够保障你们的安定、自由和幸福。但是，一种虚假的人道主义约束了你们的双手，阻挠你们挥出拳头……为避免尸横遍野，我坚持要流几滴血。 一时间，巴黎协和广场人头滚滚，最多时，一天有50多人上了断头台。 据不完整统计，在雅各宾专政时期，仅巴黎一地，就处决了4万多人，全国范围内，约有40万人被处极刑。 如此激进的政策，就没有人反对吗？
国王路易十六被斩首 事实上，就在1793 年，马拉担任了雅各宾俱乐部主席，他下令拘捕国民公会里的“保皇分子”， 由于他们曾反对处死路易十六——这样的人，就是反动公敌！ 这一行为遭到了吉伦特派的反对，他们指控马拉阴谋推翻国民公会，经过司法程序，将其推上了法庭。但是，在那个癫狂的形势下，法官和陪审团又都被雅各宾派所控制，很快马拉就被无罪释放。 普通来说，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准绳的最后一道防线，连正常司法伎俩都无效，那反对者们，就只能铤而走险下杀招了…… 03 诺曼底“刺客”夏洛特·科黛 1793年7月，夏洛特·科黛孤身一人来到巴黎，踏上了她的刺杀之旅。 科黛出生于诺曼底地域的卡昂，父亲是达尔蒙侯爵。固然出身贵族之家，但由于卡昂是吉伦特派的活动中心，科黛从小就受法国启蒙思想和吉伦特派行动的影响，是个坚决的共和派。科黛天生叛逆，既不信上帝，也不同意君主制，她反对共和，希望法国彻底反动，但反对滥杀，特别不支持处死国王——这是规范的吉伦特派的思想。 有人说，科黛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遏止猖獗的屠戮，自发而来除掉“暴君”马拉；也有人说，科黛是受吉伦特派委派，为了替丈夫和兄弟复仇，前往执行任务的。但有一点能够肯定， 科黛就像战国末期的太子丹一样，顽固地以为，只需除掉身居高位的那一个人，就能够改动历史的进程 。 科黛原本打算，去国民公会的会场上杀人。这样得手之后，极有可能被激愤者当场打死，能够避免祸及家人。但那时，马拉早已扶病在家了，科黛只好登门入户去杀人。 刺客是怎样进屋的？也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当天晚上，柯黛在马拉门前，刚好见到两个来送面包和报纸的工人，便跟着混了进去。 第二种说法是，科黛敲门求见，说来自卡昂，有关于吉伦特派的重要情报要向马拉汇报。卡昂城是吉伦特派的大本营，马拉十分注重，便请她进了来。 大卫画《马拉之死》，出于客观故意，对事实做了艺术加工，设计了第三种道路：“民女求助”的故事。 在画中，马拉死后，左手捏着的那封信，就是科黛得以进门的求助信，上书： 1793年7月13日，马丽安·夏洛特·科黛。致公民马拉。 我虽深感不幸，但因享有你的慈祥而万分满足。
手握信件的部分图 事实上，这封求助信是事后从科黛身上搜出来的， 也基本没有“慈祥”两个字。 大卫如此改编，意味深长。而大卫最大的改编，是在现场只画出了马拉一人，似乎刺客早已潜逃。但是实践上，科黛一刀插入了马拉的胸膛，刺杀胜利，之后就留在现场，负隅顽抗。 1860年，法国画家博德里以同一题材创作的油画《刺杀马拉后的夏洛蒂·科黛》， 马拉手边散落的是报纸而非紧握信件，科黛伫立原地而非逃离现场，这更接近于当日的真实场景。
两幅油画对比，下侧图为博德里《刺杀马拉后的夏洛蒂·科黛》 关于刺杀马拉一事，应当作何评价？马拉与科黛，孰是孰非？对比《刺杀马拉后的夏洛蒂·科黛》和《马拉之死》， 两幅画无论构图、透视、光影效果……作者所要表白的意境，都截然相反，观众也不难得出自己的判别。 那么，作为一代巨匠的雅克·路易·大卫，为什么要刻意伪造现场，误导后人呢？ 04 大卫：艺术巨匠还是“艺术暴君”？ 雅克·路易·大卫，可谓法国大反动期间最出色的画家，他在艺术生活早期，就以《苏格拉底之死》、《荷拉斯兄弟之誓》等作品，名满天下。事发时，大卫担任国民大会议员、公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算不得位高权重，却也算是当权派一份子。 得知马拉的死讯，雅阁宾党人在国民公会上大方陈词，指示大卫： 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复！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形发抖——这是人民的请求。 仅此一句，其实就已奠定了《马拉之死》的基调。 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等候和雅各宾派的政治需求，也为了明示自己的反动立场，大卫必须竭尽所能，将这一场景塑构成“人民之友”的巨大牺牲。 在大场景上，大卫显然自创了传统西洋画中，救世主耶酥刚从献身的十字架上被解下，躺在圣母怀里的姿势。 原作中马拉的右臂下垂，姿势就好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哀悼基督》中，耶稣垂下的手臂 ，二人就连伤口外形都十分相似，而且也都在身体的右侧——这显然是刻意为之，以传达出逝者无可置疑的崇高性。
油画与雕塑的对比 此外，大卫还杜撰了一个细节，在充任暂时办公桌的木箱上，有一张纸条和五法朗纸币，纸条上书：“请将这五法朗纸币，交给这位哺养了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这又充沛表示了马拉的亲民，以吻合他“人民之友”的人设。 在后来博德里的画作里，则没有呈现这样的纸条和纸币。
纸条与纸币部分图 4天之后的7月17日，夏洛特·科黛上了断头台。3个月后，《马拉之死》完成，代表们决议，将画作挂在国民公会的墙壁上，永不移动，以示后人。 但令人唏嘘的是，只过了不到一年，雅各宾专政在“热月政变”中被推翻，《马拉之死》从此被打入冷宫，几十年不见天日，大卫也被称为“艺术暴君”，其人其作都备受争议。 以至到1825年大卫逝世，他的学生们高举大卫终身画作的名牌，为其送葬，其中唯独没有他巅峰之作的《马拉之死》 。 05 三个人物的生前身后事 先说马拉，后世留下了两类截然不同的评价。 有的学者称誉马拉是 “一位政治家、思想家、忠实的反动者和彻底的‘人民之友’”，是“自由的倡导者和捍卫者”。 而历史学家米涅则在他的《法国反动史》中评价道： （马拉）既不思索法度，也不思索人的生命。大反动时期, 有过一些和他完整一样，残忍嗜血的活动家，但是没有哪一个，比他在那个时期的影响更恶劣。 或许，马拉的初心是无私的，他也想用最小的牺牲，来换取法国民众最大的利益。但就像我们普通人网购一样，总是为了满减而加价凑单，忍不住超出预设的额度，然后， 看到更高额度的满减，会有更大幅度的优惠，便不由自主继续透支，去追那个更高的额度和更大的优惠，血拼过后，才发现早已损失繁重。
网购血拼 再说夏洛特·科黛，固然意志坚决视死如归，但说她只是一个“傻白甜”，其实并不外火。 在受审问时，科黛大义凛然地说： “是的……我杀了一个人，但解救了千万个人。在反动之前我就是一名共和主义者，我从未动摇。” 但是，正如米涅所言： 英勇而美丽的少女夏洛蒂·科黛以为，献身于共和国就能解救共和国。但是暴政并不系于一个人，而是系于一个党派和共和国的暴乱形势。 这，才是杀死了科黛、马拉和千千万万巴黎市民，构成了大卫终身悲剧的，看不见的杀手。 米涅总结科黛的行为，是 “壮怀猛烈而又于事无补” 。何止是于事无补呢？事实上，不时就在鼓吹“阴谋论”的罗伯斯庇尔等人，正好借此良机，气势汹汹而又理直气壮的，展开了更为残酷的新一轮屠戮。 到雅各宾派专政的末期，罗伯斯庇尔以至力促国民公会，经过了臭名昭著的“牧月法令”： 简化审问流程，单凭客观推断，即可定罪宣判，且对政治犯只需死刑，别无二话。 三位主角之中，唯有雅克·路易·大卫得享天年。 “热月政变”后，大卫被政敌指控了17条罪行，锒铛入狱，几次险遭杀身之祸。终于坚持到拿破仑专制的时期，大卫又由于其艺术才气，为拿破仑所用，创作了《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逾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等不朽之作。
大卫作品《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部分）
大卫作品《逾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口的拿破仑》（共五幅，上图为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但是造化弄人，拿破仑垮台后，大卫再次跌落谷底。 曾经为处死路易十六投下同意票，为雅各宾派书写丹青，为拿破仑树碑立传的“艺术暴君”——雅克·路易·大卫，是决计不可能见容于波旁复辟王朝的。 他被驱赶出境，逝世后也被遏止回国埋葬，只需心脏单独运回巴黎，葬在了拉雪兹神父公墓。 马拉被刺后整整100年，即1893年，映射着政治、历史、人性，历尽时期变更的《马拉之死》，辗转被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博物馆珍藏。至今，成为出名于世的艺术珍品。 感激您的阅读，本文作者【齐文刀】，系头条号签约作者，更多深度长文，欢送点击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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