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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张积家：论民族心理学研讨中的十种关系

2022-12-20 12:11| 发布者: 挖安琥| 查看: 111|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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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作者简介：张积家，山东蓬莱人，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育部民族教育展开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讨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内容提要：中国的民族心理学要取得长足的展开，就必须在科学观和措施论 ...

作者简介：张积家，山东蓬莱人，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教育部民族教育展开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讨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中国的民族心理学要取得长足的展开，就必须在科学观和措施论上有重要的突破，就应该正确处置好十种关系，即民族学研讨取向与心理学研讨取向的关系，质的研讨范式和量的研讨范式的关系，科学观与文化观的关系，历史与理想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人类共同心理特征与民族特异心理特征的关系，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外显与内隐的关系，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一种综合的、容纳的、折中的、交叉的、整合的研讨取向和研讨范式更有利于民族心理学研讨的繁荣与展开。

关键词：民族心理学/研讨/关系

2015年，关于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讨者而言，是一个值得留念的年份。2015年3月6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讨会意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2015年6月8日，教育部民族教育展开中心“民族心理与教育重点研讨基地”——在中国人民大学挂牌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学术研讨讨会；2015年7月3日，中国心理学会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和首届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召开。这三个标记性的事情，意味着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曾经高调地进入了政府、研讨者和民众的视野。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历史长久的学科。早在19世纪后期，心理学的开创人冯特(W.Wundt，1832-1920)在创建了个体心理学之后，又花了20年的时间，出版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但是，受实证主义科学观的影响，个体心理学在得到了快速的展开的同时，民族心理学由于其鲜明的人文倾向却展开迟缓，一直未进入心理学的主流。在我国，民族心理学的展开亦寸步难行。民国时期只呈现了少量的民族心理学论著；在解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民族心理学研讨处于停滞状态。20世纪80—90年代，老一辈心理学家潘菽[1]、高觉敷[2]、荆其诚[3]、张厚粲[4]、刘兆吉[5]、李伯黍[6]、林仲贤[7]、陈永明[8]、燕国材[9]、彭聃龄[10]、杨金鑫[11]、左梦兰[12]、张世富[13]、傅金芝[14]、沙毓英[15]等人在汉族心理和少数民族心理研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民族心理学还十分孱弱，人们对它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盲目。20世纪90年代，认知神经科学呈现后，大批研讨者为之所吸收，民族心理学研讨进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固然如此，依旧有一批研讨者在继续努力。例如，李静出版了《民族心理学》[16]，万明钢等人展开了少数民族民族认同的研讨[17]，郑雪与陈中永调查了我国不同民族的认知操作、认知方式与生态文化的关系[18]，蔡笑岳展开了西南少数民族的智力与文化顺应的研讨[19]，周爱保调查了回族大学生自我参照中的阿訇参照效应[20]，植凤英等人讨论了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如何完成质与量的整合[21]，李杰等人研讨了蒙古族双语者的言语表征与加工特性[22]，尹可丽等人调查了景颇族初中生的民族社会化察觉及其特征[23]。至于我自己，开端时是由于对东巴文感兴味而进入了民族心理学研讨范畴，从2004年起，我们课题组先后对纳西族[24—33]、摩梭人[34—39]、藏族[40—41]、彝族和白族[42—44]、羌族[45]、傣族[46—47]、基诺族[48]、鄂伦春族[49]、傈僳族和普米族[50]的心理了中止研讨。2012年，我受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杨玉芳研讨员和《心文科学停顿》主编隋南研讨员的委托，在《心文科学停顿》上掌管了“民族心理学专栏”，共发表了13篇论文，惹起了国内普遍的留意[51]。同年，在西安举行的全国心理学大会上，我与蔡笑岳共同掌管了首届民族心理学论坛。在2014年北京全国心理学大会和2015年天津全国心理学大会上，我又与七十三、高兵、尹可丽等人组织和掌管了民族心理学论坛。今年，应《中国社会科学报》之邀，我掌管了“民族心理学专栏”，分期发表民族心理学论文，目前曾经发表了15篇。这些工作均属于推进我国民族心理学研讨展开之努力。本专栏亦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民族心理学固然是一门历史长久的学科，但是，它的一些元科学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处置。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讨对象、研讨范式、研讨措施、学科特性均有过很多讨论，却均无定论。这种状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不是由于民族心理学的研讨者缺乏聪慧，而是由于民族心理学是一个与方方面面都有着极端虚无缥缈关系的学科。余以为，在当前，中国民族心理学要取得长足的展开，必须正确处置好十种关系。

二、民族心理学研讨必须正确处置的十种关系

(一)民族学研讨取向与心理学研讨取向的关系

在民族心理学展开史上，不时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讨取向：民族学研讨取向与心理学研讨取向。心理学研讨取向是冯特开创的，许多心理学家，如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麦独孤(W.McDougall，1871-1938)和勒庞(G.Le Bon，1841-1931)为之做出了贡献。民族学研讨取向是与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1884-1942)、列维-布留尔(L.Lvy-Bruhl，1857-1939)、博厄斯(F.Boas，1858-1942)及他的学生本尼迪克特(R.Benedict，1887-1948)和米德(M.Mead，1901-1978)的名字联络在一同的[52]。心理学研讨取向不只推进了民族心理学的展开，还催生了两门相邻的学科——文化心理学与跨文化心理学。民族学研讨取向亦催生了两门相邻的学科——文化人类学与心理人类学。由于民族心理学是跨人类学、民族学与心理学两大学科门类的交叉学科与综合学科，因而，这两种研讨取向的关系如何将直接影响民族心理学的健康展开。在我国，心理学取向的民族心理学研讨者大多散布在师范院校、综合大学和科研院所，民族学取向的研讨者大多散布在民族类院校、社会科学院和政府机构。过去，这两种研讨取向之间是互不联络、互不沟通的。为了使我国的民族心理学研讨能够健康展开，一方面，这两种研讨取向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切莫相互轻视；另一方面也应该增强这两种研讨取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尽早终了目前存在着的“各说各话”的局面。两种研讨取向之间应该相互学习，共同展开。令人欣喜的是，无论是从属于中国心理学会的民族心理学专业委员会，还是从属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讨会的心理人类学专业委员会，目前都由两种研讨取向的人员组成，这无疑有助于两种研讨取向的学者的交流与整合。

(二)质的研讨范式与量的研讨范式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的两种研讨取向的研讨者所采用的研讨范式不同：民族学研讨取向的研讨者普通采用质的研讨范式，主要从事定性研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国外的如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53]、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54]，国内的如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55]、严汝娴和宋兆麟的《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制度》[56]。心理学研讨取向的研讨者普通采用量的研讨范式，主要从事定量研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国内的如左梦兰与卢濬的《儿童认知展开的跨文化研讨》[57]、陈中永的《中国多民族认知活动方式的跨文化研讨》[58]、蔡笑岳的《西南少数民族青少年智力展开与教育》[59]、张海钟的《中国区域跨文化心理学研讨：理论探求与实证研讨》[60]、张积家的《纳西族—摩梭人言语文化心理研讨》[61]、植凤英的《多元文化背景下民族地域青少年心理调和及教育对策研讨》[62]，等等。当然，也有整合两种研讨取向的研讨，如韩忠太的《民族心理调查与研讨——基诺族》[63]、李静的《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讨》[64]。在研讨措施层面，民族学研讨取向的研讨者大多采用田野调查、文献剖析、谱系调查、案例剖析等质性的研讨措施，心理学研讨取向的研讨者更多地采用心理丈量等量化的研讨措施。近年来，采用实验法研讨民族心理的论著有了显著增加[65]。我们课题组的民族心理研讨大多采用实验法。实验法能够方便地支配自变量，有效地控制无关变量，精准地丈量因变量，能够做因果关系推论，因而能够进步研讨的科学性、严谨性、精确性，也有利于提升民族心理学研讨成果的科学水平和发表层次。那种以为民族心理研讨分歧适采用实验法的见地是片面的，也为大量的研讨范例所证伪[66]。在分别采用不同的研讨范式和研讨措施的同时，一些研讨者也在探寻民族心理学自身的研讨措施，例如，李静提出了“田野实验法”。田野实验法是指在田野场景中研讨民族心理，其中心是参与察看与深度体验，以影响民族心理的主客观要素为自变量，以民族心理和行为为因变量。这种研讨措施由于因果关系明显，故有实验法的特性；又由于研讨变量是在田野中发作的，而且不由实验者来设定和操控，研讨人员只是应用现成的条件，因而减少了人为的操控，因而能够取得真实的资料和较高的效度。一个村庄、一个社区或一个地域均是开放的实验室，生活与寓居于其中的“人”能够视为研讨对象。田野实验法遵照“在一同”的准绳，研讨者要与研讨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67]。还有的研讨者提出，在研讨初期能够经过质的研讨措施(如田野调查)去发现问题，然后设计实验去提示影响民族心理的要素与行为反响的因果关系[21]。

(三)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与解释学的文化观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是心理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而心理学与人类学、民族学的哲学基础并不相同。在心理学范畴，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不时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在人类学、民族学范畴，则盛行着解释学、现象学的文化观[52]。依据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世界是以统一的、有层次的方式组织的，科学是以恢复论为特征的，人类的心理是以生理和生物的结构和过程为基础的，不同民族的心理具有共性，心理规律独立于文化与情境。依据解释学和现象学的文化观，人类的心理高度依赖于所处的文化与情境，心理规律是文化特异的。研讨者应该深化到民族文化中去，研讨在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行为和心理特性，并且从文化与情境对行为的影响中去寻求对研讨结果的解释。这两种观念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如何统筹，需求研讨者的深思熟虑。总的见地是：在研讨中，既应该坚持民族心理学研讨的客观性，努力进步研讨的科学性、实证性，又要注重社会与文化关于人类心理的影响，在提出研讨假定和解释研讨结果时，应该以该民族特有的历史与文化作为基础。

(四)历史与理想的关系

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任何民族在历史上都有一个发作和展开的过程。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特征也是在历史中构成的，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条件和展开过程的反映。民族认识、民族认同、国度认同、民族关系、民族调和与民族抵触均是历史地产生的。因而，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不只需用展开变更的观念看问题，而且要用历史的观念看问题。要了解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心理特征，就要去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并且设身处地地用这个民族成员的眼光去看世界，才能够真正天文解和掌握这个民族的心理特性，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了解才有可能。德国解释哲学家伽达默尔(H-G.Gadamer，1900-2002)以为，人文科学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差别性。历史涵盖了主客观关系：历史不是客观的，由于历史是入的一部分，人不能在历史之外或历史之上认识历史，必须在历史之内认识历史；历史又不是客观的，由于它先于人的深思，预先决议了深思的对象和方向。伽达默尔将这种涵盖了主客观关系的历史叫“效果历史”。他还提出“了解界域”的概念，以为了解是了解界域和了解处境的互动，处境是历史的产物，人一直处在处境之中，并在处境中了解。处境是人的了解范围的界线，这种界线叫界域；界域是了解在其中悠游并随着了解而移动的生成变更的过程。了解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发明过程。言语是了解的媒介，它表白了人和世界的关系，人总以言语的方式去具有世界，每一种言语就是一种特殊的世界观。因而，招认言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就招认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厚性。伽达默尔的这些观念对民族心理学研讨者掌握民族心理学研讨中历史与理想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民族心理学以世界上一切的民族为研讨对象，狭义的民族心理学仅以少数民族为研讨对象。在我国心理学史上，民国时期的民族心理学研讨主要以汉民族心理为研讨对象，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心理学研讨大多以少数民族心理为研讨对象。在少数民族心理研讨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无须置疑，民族心理学研讨要有利于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维护，但是，少数民族同胞亦有追求现代化的权益。民族文化的传承和维护与现代化之间有时会构成矛盾与抵触。少数民族同胞多散布在祖国的边疆，随着现代化的展开，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胞来内地求学与营生，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融入异文化之中；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和旅游展开，大量的内地人群涌入到少数民族地域，他们在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异文化，特别是现代化的异文化，这些现代化的异文化会给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带来不小的冲击。如何处置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亟待处置的理论问题。我们的研讨表明，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无论是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汉族的传统文化，都在不知不觉地发作变更。例如，对亲属词空间隐喻的研讨表明，汉族亲属制度固然是父系制，但汉族被试看待父系亲属与母系亲属的空间隐喻曾经无明显分辨，他们均属于汉族人的“圈内人”；由于独生子女占优势，当代汉族大学生对不同辈分的亲属词有上下空间意象图式，即他们具有“尊老”认识，但他们对同辈亲属却无左右空间意象图式，即他们并没有“敬长”认识。他们能够接受“孝”的行为准绳，却难以接受“悌”(敬兄长)的行为准绳。摩梭人在传统上不知父或不亲父，但是，当代摩梭中学生却对父系亲属(爸爸、爷爷、奶奶等)存在内外空间意象图式，他们将父系亲属(如爷爷、奶奶、伯伯等)视为“圈内人”，这显然是由于文化变更的缘故[36]。

(六)人类共同心理特征与民族特异心理特征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要研讨民族的心理特征，这一类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共有的，对民族成员而言，它们是心理的共性；但是，对全人类而言，它们又是民族特异的、文化特异的，是心理的个性。一方面，作为类存在物，不同民族的人的心理具有共性，即古人所说的“心同此心，理同此理”。例如，亲属之间具有高密切度，亲属之间血缘关系越近，密切度就越高，个体就越容易做出利他行为。另一方面，当这种共同性运用到细致民族时，就要受社会和文化限制。例如，在我国，汉族亲属制度属于父系制，摩梭人的亲属制度属于母系制。对汉族人而言，父亲与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比个体与舅舅之间的血缘关系更近，因而父亲比舅舅更亲；而对摩梭人而言，由于舅舅承担教养外甥的义务，个体与舅舅生活在一同，因而舅舅反而比父亲更亲，摩梭人即便知父也不亲父，这就是民族特异心理特征。再如，汉族人实行一夫一妻制，摩梭人实行走访制，汉族人的夫妻之间是亲属，摩梭人的阿注之间是朋友[37]。这也是民族特异心理特征。德国言语学家洪堡特(Wilhelm vonHumboldt，1767-1835)以为，言语是世界观的表示，言语是人类肉膂力气的表示方式，不同言语是人类肉体的不同方式、不同水平的自我显现的结果。依据美国言语学家、人类学家萨丕尔(E.Sapir，1884-1939)和沃尔夫(B.L.Whorf，1898-1941)提出的言语关联性假定，言语影响人的思索方式，讲不同言语的人以不同方式来思索[68]。不同民族有不同的言语，因而也有不同的心理特性。但是，不同民族之间究竟有许多心理特征是相同的，否则，不同民族之间就难以沟通和了解。因而，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既要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同性，也要看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特异性。人类心理假如没有共同性，心理学就不能成为一门科学；不同民族的心理假如没有特异性，民族心理学也就无立锥之地。

(七)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关系

民族心理学是与个体心理学相对应的。个体心理学以个体为单位，民族心理学以群体为单位，民族心理学研讨不同民族的心理规律与心理特性。但是，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在研讨一个民族的心理特性时，研讨者所接触的依旧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细致的个体。这些个体来自于不同的群体，因而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群体的烙印，他们是不同群体中的个体，而不是中性的个体。但是，个他人的心理特性就能够代表整个群体？不一定。例如，能否由于呈现了基地组织和IS，就说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都具有恐惧分子的心理特性，显然不能。在与不同民族的成员相处时，最忌讳受呆板印象影响，而呆板印象的构成与察看者或研讨者以个体替代群体有关。因而，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特别应当避免受“知觉的类别效应”(perception categorical effect)影响。知觉类别效应是指概念(词)对知觉的影响。研讨发现，不同的事物假如被贴上相同的标签，人们随后就更容易同等地看待它们。Goldstone发现，分类学习会招致人们对有关维度敏感化。而类别一旦构成，类别内会发作紧缩效应，人们会有意无意地减少或疏忽类别内成员之间的差别；类别间会发作扩展效应，人们会扩展类别间成员之间的差别[69]。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切忌给不同民族贴上不同的标签，特别是负性标签，要避免以偏概全，以部分来替代整体。

(八)内隐与外显的关系

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常常要触及不同民族对不同事物的态度，如对自我、对他人、对社会、对本民族与他民族的文化的态度。这些不同态度也是民族心理学的研讨对象。对这些不同态度，研讨者常常经过不同的心理丈量工具和调查询卷来取得。但是，研讨表明，人的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常常存在很大的差别，以至完整相反。例如，假如你讯问美国白人能否具有种族歧视的态度，他会肯定地回答“没有”，但是，假如你让他选地段买房子，一个区域完整由白人寓居，一个区域多数由有色人种寓居，对方假如毫不犹疑地选择完整由白人寓居的区域，就阐明他具有种族歧视的态度。我们的研讨表明，假如中止外显自尊测试，回族被试(没有本民族的言语和文字)的得分显著高于苗族被试(有本民族的言语但很少或不运用苗文)和汉族被试(有本民族的言语和文字)，但是，假如中止内隐自尊测试，回族被试的得分却显著低于苗族被试和汉族被试。因而，在民族心理学研讨中，只需将被试的外显态度与内隐态度分离起来，才能够掌握被试的真实态度。

(九)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态度不同等于行为。态度只是行为的心理准备状态，能否产生与态度分歧的行为还取决于许多主客观要素，如才干与情境要素。正似乎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为一样，人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经常会呈现不分歧。例如，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指导干部和学问分子对学校的民族语身教育持十分积极的态度，他们在许多场所都呼吁要注重少数民族言语的教育，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很可能会将自己或亲属的子女送到汉语学校中，由于这样会使其子女或亲属未来在高考和社会竞争中占有更大的优势。又如，许多干部和名人对美国颇多微词，以至极力批判，颇有爱党爱国爱中华民族之豪情，但与此同时，他们却积极地申请美国绿卡或赴美国生子。在美国，有研讨者让一对华人夫妇游历美国，事前咨询了100多家宾馆和酒店，问他们能否愿意接待这对夫妇，结果均表示不愿意，但是，事实上，当这一对华人夫妇去入住时，只需两家酒店拒绝。在民族心理研讨中，研讨者必须对态度与行为的不分歧有足够的注重，应该审慎地看待各种态度调查得来的结果。

(十)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民族”在我国的语境下属于政治的范畴。我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度，因而，民族问题历来就不只仅是学术问题，它同时也是政治问题。例如，汉代与唐代的“和亲”，清代的满蒙联姻。以至在电视剧《芈月传》中，芈月与义渠王私通的目的也与政治有扯不清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秦统一以后，在国度政权中均设有担任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秦朝设典客，汉代改为大行令、大鸿胪，隋、唐、宋、明设鸿胪寺，清代设理藩院，民国时期设蒙藏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设国度民族事务委员会。因而，民族心理研讨必须处置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无论何时，民族心理学的研讨都应该做到“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学术展开，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国度稳定。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决不移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高举各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在各民族中坚固树立国度认识、公民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识，最大限度团结依托各族大众。各民族要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容纳、相互观赏、相互学习、相互辅佐，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同”。民族心理学研讨者一定要认真学习党和国度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政策，要努力当好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工作的智库，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巨大复兴做出贡献。

民族心理学所以要处置好如此复杂的关系，其基本缘由在于民族心理的复杂性、敏理性和民族心理学的交叉性、综合性。有鉴于此，那种单一的、非此即彼的研讨取向和研讨范式可能不适用于民族心理学研讨，一种综合的、容纳的、折衷的、交叉的与整合的研讨取向和研讨范式更有利于民族心理学研讨的繁荣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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