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里克利与雅典帝国

一

从公元前461年客蒙被放逐，到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病逝，古希腊的这段时期一般被称为“伯里克利时代”（ Periclean Age）。其主要的特征，是雅典由政治家伯里克利主政，在他的带领下，雅典帝国无论在军事、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处于全盛状态，伯里克利时代同时也是古希腊民主制的巅峰时期，它代表了古代民主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体现了希腊人超凡的政治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在民主观念已经普及的今天，人们对代议制民主依然怀有疑虑，而两千多年前的雅典却已毫不犹豫地施行了直接民主，由公民直接来管理城邦。这不能不让后人倍感惊异。

在伯里克利时代，国家公职向全体公民开放，除了将军或财务官这类需要专业技能的职位由选举产生之外，官员人选都由愿意当官的人抽签来决定。这为了确保每个公民，不论出身收入，教育程度，都拥有参政的机会。国家的重大事务通过公民大会开会讨论来决定。任何公民都可以通过放一根用羊皮裹着的橄榄枝来向大会说出自己要说的事，不管是公事还是私事。公民大会的常务机构是五百人议会，由每个部落抽签选出五十人组成，任期一年。大会主席也是由抽签决定的，任期只有一天一夜，不能连任，且每人一生只能担任一次，这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取得过多权力。出于对上述权力集中的担忧，雅典人还设立了一个奇特的制度——陶片放逐法，这个法律规定，公民大会有权每年发起一次投票，对雅典的任何人进行为期十年的放逐，无论此人当时身居何职，一旦被选中了，就得马上离开雅典。只要觉得民主可能会受到某人的威胁，哪怕他其实并无野心，雅典人就有权把他赶出国门。许多为雅典作过杰出贡献的人，诸如希波战争中的英雄地米斯提克利、阿里斯提德、客蒙、伯里克利的父亲克桑提普斯及老师达蒙等，都曾遭到过陶片放逐法的放逐。

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吵吵嚷嚷的制度居然能运转下去，而且还让雅典这个蕞尔小邦建立起庞大的海上帝国，其势力东及爱奥尼亚，西到西西里半岛，南抵埃及，北至黑海。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伯里克利所拥有的巨大权力：普鲁塔克在他的《名人传》里说伯里克利“把雅典以及雅典所以拥有的一切都掌握到自己手中：贡税、军队、军舰、岛屿、大海、从希腊和外国得到的广大权利，以及由许多沉浮的民族、友好的国王、结盟的统治者作屏障的霸权。”（《伯里克利传》）和伯里克利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说：“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按：指伯里克利）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在当时有个绰号叫“奥林匹斯的主神”，可见其熏天的气焰。由于他权力太大，雅典人民还要求他发誓绝不当僭主。在雅典这样极度反对个人权威的城邦，伯里克利何以能掌权如此之久却没有遭到放逐？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政治究竟是民主制还是一种变相的僭主制？

翻阅伯里克利的生平，就像打开一位政府官员的履历，令人感到无限的乏味。虽然“伯里克利时代”叫得这样响亮，但伯里克利这个人从未引起过大众的注意，希腊历史多英杰，诸如特洛伊战争中无人可挡的阿契里斯，率领斯巴达三百勇士死守温泉关的列奥尼达，让强大的波斯舰队魂丧萨拉米斯海湾的地米斯提克利，在而立之年就征服了世界的军事天才亚历山大等，都曾多次被搬上电影银幕。而伯里克利从无这样的荣幸。尽管伯里克利连任雅典的首席将军达十五年之久，也曾领军东征西讨，但与亚历山大大帝或汉尼拔这样的传奇人物相比，他没有战无不胜的英雄功绩，也没有傲视天下的霸主气魄，不过是一个“死在自己床上的修辞学家”。在《比较列传》（按：即《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普鲁塔克将他与那位用拖延战术对抗汉尼拔的“拖延者”费边·马克西姆斯放在了一起，以此来证明他们俩都具备“谨慎”的美德，他说：“作为将领，伯里克利是以稳健著称的，他从不打没有大把握的冒险仗；对于那些冒险作战，侥幸获胜，被奉为伟大将领的人，他不羡慕，也不去效法，他常对人民说，只要他执掌大权，他们会永远活下去，永远不会送死的。”据说伯里克利临终之前，许多重要的人物都来到他床前，谈论他生平的九大战功，伯里克利却说，那些功绩都是凭运气所获得的，而他真正的优点他们却没有提及，那就是“雅典人从来没有一个是因为我而穿上丧服的。”（《伯里克利传》）种种迹象表明，伯里克利对雅典公民生命的珍惜并非空言；但他确实不像他的前任客蒙那样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不像他的前任地米斯提克利那样对于战略形势有着近乎于未卜先知的判断力，作为一位将军，他的表现只能说是称职而已。

不过，当伯里克利掌舵的时候，雅典帝国已接近了它领土征服的极限，开疆拓土的军事行动无法再让雅典获益。公元前457年斯巴达与雅典在塔纳格拉打了一仗，雅典战败，伯里克利被迫召回客蒙。前454年，雅典人远征埃及失败；前450年，客蒙去世，雅典人意识到通过暴打波斯赢得声誉的时代结束了，两年后与波斯皇帝议和；前447年，波奥提亚地区发生叛乱，雅典丧失了对该地区数十个城邦的控制，随后尤卑亚和墨伽拉同时反叛，虽然伯里克利平定了尤卑亚，但却终于失去了极重要的盟邦墨伽拉。公元前446年，雅典帝国很可能临着提洛同盟的全面反叛，急需议和以便腾出精力整顿内务，因而不得不与伯罗奔尼撒人签订《三十年合约》，结束了军事扩张。在合约中，雅典被迫放弃墨伽拉，可见其所承受的压力之大。（后来引发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就是伯里克利对墨伽拉颁布的禁运令。）虽则如果客蒙在位，雅典还有可能赢得若干战役，但维系被征服地区所耗费的成本和精力已然得不偿失。此后，伯里克利意识到他的主要任务是遏止扩张，稳固与维系雅典帝国的既得利益。

伯里克利不追求赫赫战功，和他对战争的看法不无关系。古希腊人颇以战死疆场为荣，于是斯巴达这个崇尚武力的城邦总是被希腊人视为领袖，连柏拉图也毫不掩饰他对于斯巴达的推崇，因而在他的《理想国》中设计了“卫国者”这个角色。但伯里克利并不认同这一传统，在他看来，战争是政治的手段而非目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伯里克利的军事行动基本集中于两个目标，第一是镇压反叛的同盟国，第二是为雅典扫除海上障碍，开辟航道。因此，雅典强大的海军和繁盛的商业，是确保其海上力量的关键。海军、提洛同盟再加海上贸易所构建的经济实力，是伯里克利心中雅典霸权的三位一体。传统的西方历史对伯里克利其人评价不高，甚至多将其视为雅典堕落衰败的罪魁祸首。第一个为伯里克利翻案的历史学家是英国的乔治·格罗特，在他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希腊史》中，格罗特对伯里克利及其建立的体制推崇备至，甚至认为“在从头到尾的整个希腊史中，我们找不出任何一位能与他媲美的人。”只需想想日不落帝国的发家史，便不难理解伯里克利何以会被英国人如此赞美。然而，雅典帝国的最终失败，以及另一个同样是拥有强大海军和海上贸易的国家迦太基的命运，都说明伯里克利的构想是太过超前了。

二

伯里克利的乏味形象，多半源自于他全身心地投身于公务，私生活几乎为零。据普鲁塔克说，在雅典城里，伯里克利只走一条路，就是去市场和议事厅的路。至于宴会之类的娱乐场合，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的，他一概不参加，这是因为“亲密的聚会会使外表上的庄严不易维持”（《伯里克利传》）。可以想见，伯里克利是一位举止高雅，不苟言笑的人物。在攻打萨摩斯的时候，同船的将军索福克勒斯（按：就是那位著名的悲剧家）赞美一个少年长得俊俏，伯里克利就责备他：“索福克勒斯，作为一个将领，不光一双手应该干净，一双眼睛也应该干净才行。”（同上）伯里克利第一次在公共事务中亮相是在二十二岁那年，他在狄奥尼索斯节上成为埃斯库罗斯著名戏剧《波斯人》的赞助者。他主政之后对文化艺术的支持，以及他所修建的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山门、赫淮斯托斯神庙等建筑及其雕塑，都体现了他对于艺术的无上热情。那些工程立刻成为了艺术史上不朽的杰作，“像是永世开放的花朵，看起来永远不受时间的触动”（同上），成为他在后世眼中最为伟大的业绩。他还给全体雅典公民发放看戏津贴，并在剧院旁边修建巨大的音乐厅，定期举行音乐比赛。因此雅典人不仅仅分享了城邦的权力和财富，也分享了它精神上的伟大与富足。伯里克利学识与艺术上的素养似乎被他转化为了卓越的表演才能。他并不轻易在公众面前露面，但每一次露面必有精心的准备，无论是穿着、举止和说辞都力求完美。他在演讲的时候音调柔和，总把一只手放在长衫的衣角之下，显得克制和稳重。这种理性的风范，据说是受益于他的老师，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的启迪。在留下来的伯里克利半身像中，人们可以看到他面容整洁，眉头紧锁，神情庄严而优雅。他的目光温和地平视着，显露出深思或者疲惫，眼睑微微下遮，使得他的注意力好像只有一半在看外界，另一半则始终留在内部，反观着自己的灵魂。伯里克利长相俊美，外形匀称，唯一的瑕疵就是头颅过大，乃至被人取了个“海葱头”的绰号。为了掩盖这个缺陷，他的雕像便总是带着帽子。

有个著名故事说明伯里克利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他的耐性和风度。有一次，一个粗鄙的人喋喋不休地在市场上辱骂他，当时他正在处理公务，便忍耐着一声不吭。那人从白天一直骂到晚上，等伯里克利回家了，还追在他后面骂个不停。伯里克利进屋之后，看到天已经黑了，就吩咐仆人：“你去拿根火把，送这位公民回家休息。”这种作风颇有点像我们中国《世说新语》里头的人物。伯里克利对自己的公共形象如此看重，家庭关系难免受到影响。他的第一任妻子据说是雅典民主制的确立者克里斯提尼的孙女，但婚后并不幸福，没过太久便离婚了。前妻给他生了两个儿子，即克桑提普斯（与其祖父同名）和帕拉洛斯。前者是个纨绔子弟，喜爱挥霍，四处欠债，对父亲给的零花钱太少非常不满，就编造了很多关于他父亲的谣言，甚至还说伯里克利和儿媳有染，父子二人至死不和。伯里克利出身名门，家境富裕，由于生活朴素，一心为公，他没有太多精力管理家产，但他理财有道，并未让家产流失。显然如果伯里克利愿意，克桑提普斯原本是可以有更多零花钱的，想来他不愿让别人觉得自己家风放荡，才对儿子特别苛刻。伯里克利为官清廉则是世人皆知的，他为雅典造了那么多建筑，从未借机谋取私利，雅典人民对他也非常信任。塔纳格拉战役之后，斯巴达人虽然打赢了战役，但并未扩大战果就匆匆回家了。伯里克利向公民大会报销这次战争的费用，多报了10个金塔兰特（古希腊货币单位，按照今人的换算，1金塔兰特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60万美元）的“特殊费用”。人民连问都没问就通过了。后来有人透露，这笔钱正是用来贿赂斯巴达当权者，让其退兵的。由于斯巴达国王阿希达穆斯二世与伯里克利私交甚好，前者领兵蹂躏阿提卡的时候，伯里克利便向雅典人宣布，如果阿希达穆斯出于对他的友谊，不曾破坏他的家产，那么，他就将他的产业全部捐献给城邦。因此伯里克利去世时身无余财，以至于阿斯帕齐娅被迫改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后，伯里克利拒绝斯巴达陆军正面交锋，而且劝阿提卡的雅典人放弃田产，躲到雅典城里避难，结果城内人口过度拥挤，爆发了瘟疫，许多亲友，包括他的妹妹和两个儿子，都染病去世。普鲁塔克说：“面对不幸，他并没有失去高傲的气质，也没有失去高尚的灵魂。直到他最后一位合法儿子帕拉洛斯离他而去前，都没人见过他流泪”。但是帕拉洛斯之死终于使得他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伯里克利自己曾经颁布过一项法令，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的人才可以获得公民的资格，这个举措让他晚年后悔不已。雅典人民看到他这样痛苦，都起了怜悯之心，同意让他和阿斯帕齐娅的私生子小伯里克利入公民籍，继承他的子嗣。

伯里克利一生有两个真爱：雅典和阿斯帕齐娅。假如没有阿斯帕齐娅，伯里克利在历史上的形象就会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由于古希腊人瞧不起女人，我们对这位美丽而杰出的女性所知甚少，只知道她出身于哲学之乡的米利都，是名门之后。据柏拉图的记载，阿斯帕齐娅是一位女修辞学家，雅典的很多精英，包括伯里克利和苏格拉底都曾当过她的学生。有人甚至说伯里克利对人民的影响力是源自于阿斯帕齐娅，因为他的演说稿都是她写的。而另外一些人如普鲁塔克，则把她说成是一个交际花，甚至是一名老鸨，掌控着雅典最有名的妓院。阿里斯托芬在《阿开奈人》这部喜剧中，还把阿斯帕齐娅说成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罪魁祸首，据说她开的妓院和墨伽拉的妓院争风吃醋，伯里克利为了给她出气，才颁布了对墨伽拉的禁运令，结果“就因为三个婊子，全体希腊人之间爆发了战火。”我个人更愿意相信她的第一种身份，伯里克利是如此受人爱戴，乃至于色诺芬说他“掌握了多种迷惑他人的方法，他以此让整个城市为自己着迷”（《回忆苏格拉底》）。有可能伯里克利对她太过宠爱，让雅典居民们感到吃醋，于是将她说成是一个妓女。伯里克利为了她和自己的元配离婚，他和阿斯帕齐娅生活在一起，两人十分恩爱，每天出门和回来都和她亲吻。就在墨伽拉禁令颁布不久，阿斯帕齐娅被人指控渎神，另一些人指控她“常在某个地方为伯里克利接待一些生来是自由的妇女”（《伯里克利传》）。从这些指控来推测，阿斯帕齐娅可能确实是一位女学者和教育家。当时的雅典人十分迷信，那些宣扬自然哲学和天体理论的思想家，例如普罗泰戈拉、阿那克萨戈拉，以及日后的苏格拉底等，都受到过这类指控。而为伯里克利找女人云云，则可能是她所收的女学生。一向冷静自持的伯里克利为此向陪审员们哀告求情，乃至声泪俱下。这个女人太重要。没有了她，这位为雅典奉献了一切的“第一公民”将会是何等寂寞。

三

阿希达穆斯曾问伯里克利的政敌修昔底德（不是那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和伯里克利摔跤谁会赢？修昔底德说：“我能把他摔倒，但接下来他会辩解说他没有被摔倒，结果观众都被他说服了，他就赢了。”伯里克利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便是他惊人的演说才能。在雅典这样一个害怕个人集权的城邦里主政，像伯里克利这样长期掌印是极为不易的，清廉和公正不见得能使雅典公民们满意，杰出的领导才能也不能保证不遭唾弃，前者如阿里斯提德，后者如地米斯提克利，都曾被公民们赶出雅典。但伯里克利自有秘诀，如普鲁塔克所说：“他靠说服和教育引导人民，使他们心服口服。……他以他的演说证明，演说术的确像柏拉图所说的，是‘灵魂的接引术’”。（《伯里克利传》）据说他向群众演说时，像雷鸣，像闪电，乃至被人戏称为“葱头脑袋的宙斯”。很多人都在猜测他神奇的口才从何而来？有人说是受益于哲学家例如阿那克萨戈拉、芝诺等人的教诲，也有人说是得自阿斯帕齐娅，但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个人在这方面有特殊的天赋。伯里克利不仅拥有博学和辩才，还深深懂得民众的心理，知道如何利用他们的欲望和恐惧去左右大局。一个广大的帝国自然会有纷繁复杂的诉求和情绪，但伯里克利就像一个高超的舵手，无论群众舆情刮什么风，他都能加以驯服，让雅典这艘大船乘风破浪，朝着他设想的方向坚定地前行。例如某次公民大会上，人民觉得他大兴土木花钱太多，伯里克利就说：“既然如此，就由我个人来为这些工程出资好了，但这些献给诸神的建筑物上，也只能刻上我自己的名字，”人民听他这么一说，都觉得很不甘心，便纷纷改口说国库的钱随便他花，花到一分钱不剩都行。普鲁塔克的记载自然不无夸张，伯里克利并不是每一次都说服了他的人民。他精明的理政能力和廉洁的作风，以及他主政时期对雅典社会各阶层的妥善安置，是他的口才技能不可缺少的前提。此外，由于过度依赖个人的说服力，他所设计的政策在他去世之后即遭抛弃，而这正是——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终失败的原因。

伯里克利改革最重要的举措，是剥夺了代表贵族利益的战神山议事会的大部分权力，将之交给公民大会，其次是为参与公职的公民发放日薪。（后者尤为重要，低收入人群往往无法放下生计去参与城邦事务，从而使公民大会经常为富裕阶层所控制。）普鲁塔克说，伯里克利为雅典公民“灌注了大量纯粹的自由”，使得他们“变得桀骜难驯，有如野马”（《伯里克利传》），不再有耐性听从指挥了。只有伯里克利拥有说服和引导他们的能力。西方的古代作家经常把伯里克利的民主看成是一种花招：他把人民解放出来，然后再运用他独有的魅力控制他们，借着人民的名义来获取个人的权势。于是，他神奇的口才便被视为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艺术”。伯里克利之后的民主派领袖缺少他的威望和技能，唯有通过一味讨好群众来获取影响力，甚至明知民众的想法是错误的，也会百般怂恿，这些人因而被称之为“蛊惑家”或“煽动家”——例如他的后任克里昂以及他的养子亚西比德。很多人认为，正是这一类人的出现导致了雅典的堕落，而伯里克利则被视为是始作俑者，是他首先释放了人民这头野蛮的“多头兽”，用民主和看戏津贴讨好他们，使得他们忘乎所以，不受控制，终于使伟大的雅典走向了不归之路。

东晋宰相王导晚年执政马虎，遭人诟病，尝言：“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这与伯里克利的情况有些类似。表面看来，是他扩大了人民的权力，导致日后出现亚西比德这样的投机分子祸害雅典，也是他执意颁布墨伽拉禁令，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他在战争早期制定了以防御为主的保守战略，禁止雅典人正面迎击伯罗奔尼撒联军，这一战略不但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使雅典蒙受了瘟疫的打击，乃至他自己最后也染病而死。倘若只以成败来论英雄，伯里克利的确是个失败者。然而他的失败却是必然的：以共同抵抗波斯为由建立的提洛同盟原本就是非正义的，连伯里克利自己也承认过这一点，早在公元前448年，雅典已和波斯签订和合约，可是此后还一如既往地要求各盟邦缴纳贡金；雅典的体制也决定了它不可能长期地控制其海外势力；此外，雅典农业不发达，过度依赖从黑海地区进口的粮食，缺乏强大的陆军抵抗来自半岛的进攻；波斯虽然退出了希腊世界，却可以通过其无穷的财力资助雅典的敌人。种种形势决定了雅典帝国原本就不具备长期的可持续性，恰恰是伯里克利在最大程度上延长了雅典帝国的辉煌，并推迟了它无可挽回的没落。

科林斯人曾在煽动斯巴达参战的演讲中比较过雅典人和斯巴达人的不同：“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敏于下定决心，也敏于把这个决心实现；而你们是善于保守事务的原况；你们从来没有创造过新的观念，……“（《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六章）科林斯人还总结了雅典人的冒险精神：“雅典人的勇敢常常超过了他们人力和物力的范围，常常违反他们的善良判断而去冒险”，因此，雅典人是格外不安分的品种，“如果他们做一点什么事情而没有成功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完全被剥夺了；但是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的话，他们就认为这种成功和他们所将要再做的事业比较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一言以蔽之，他们是生成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同上）自从公元前6世纪雅典人赶走了他们的僭主，确立民主制后，就开始自信心爆棚。在第一次希波战争（前490年）中，雅典人独立打败了波斯大军，赢得了马拉松战役。在规模更为宏大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由于雅典人的策划和领导，希腊人赢得了一场关键性的战役——萨拉米斯海战（前480年）。后来雅典人又在客蒙的带领下，在攸里梅敦河战役中大败波斯军（前468年），将波斯势力彻底赶出了地中海东部。这一系列的胜利，让雅典人觉得自己简直无所不能，而且将这些成就归功于他们先进的制度。

对自身制度的强烈优越感，以及雅典人喜爱折腾的冒险精神，才是雅典民主化的根本动力。随着提洛同盟的成立，雅典急需处理大量外邦事务，也就要求更多的公民参与到政治生活里来。因此，即使伯里克利不曾出生，雅典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也是不可阻挡的。（伯里克利的民主改革实际上主要是由他的同事厄菲阿尔特主持的，关于此人的情况，史籍没有太多记载，但他显然是一个比伯里克利更激进的人物，乃至于战神山议事会的权力被取消不久，他就遭人刺杀。）同样无法阻挡的是雅典人扩张的野心，希波战争为雅典赢得了广泛的荣誉，从北边的波奥提亚地区到南边的墨伽拉，各城邦的民主派纷纷向雅典寻求援助，而海上的霸权和提洛同盟的贡金更为雅典人带来巨大的利益，使之一跃成为全希腊最富有的城邦，这个时候想要雅典人保持冷静，无异于在慕尼黑阴谋之后还指望希特勒的第三帝国能收敛其野心。

在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里，人们经常可以感受到两种时刻并存而又彼此对立的元素，尼采曾将之总结为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例如在古希腊宗教与哲学同样盛行，前者是狂热而迷信的，后者是理智而思辨的。在伯里克利时代的智者派思潮中，关于自然本性（Physis）和人为秩序（Nomos）谁更重要的辩论，也正是这一矛盾的体现。伯里克利与雅典公民的关系，就像古希腊精神中的理性与感性。伯里克利反对再次远征埃及，反对派兵平息波奥提亚的叛乱，阻止雅典人向西西里岛的扩张，他意识到雅典的霸权具有重大缺陷，因此努力限制着雅典人扩张的狂热和不切实际的幻想，维持各方力量的均衡，并将雅典帝国的势力严格限定在爱琴海地区。然而伯里克利没有想到的是，在科林斯人的威胁之下，克基拉这个拥有希腊世界第三大海军力量的城邦忽然要求加入提洛同盟，如果雅典人不同意，克基拉就会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然后大大地降低雅典的海上优势；反过来说，如果雅典同意克基拉的加盟，就会让斯巴达人感到雅典的势力已经增长到了他们无法忍受的程度，从而发动战争——后者正是真正发生的情况：出于对丧失自身优势的恐惧，雅典被迫与克基拉结盟，这一举措却被斯巴达人视为雅典想要染指西西里岛并进一步扩大帝国势力的信号。

大战爆发之后，伯里克利制定的战略是：将人民撤入城内，拒绝与敌人的陆军交战，同时通过海军有限度地打击敌人，实现以战逼和的目的，他希望让对手意识到雅典有能力毁灭敌人，但不愿意扩大战争，从而促使双方缔结新的和平。就像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卡根分析的那样，这种极度克制而且违反希腊传统的战略，需要十分精细的组织指挥能力，显然不是伯里克利之外的其他人可以胜任的。此外，伯里克利对敌人的打击不够主动，于是斯巴达人并没有接收到他发出的讯号，相反一而再、再而三地入侵阿提卡，破坏雅典人的农庄和地产，这使得雅典人对伯里克利丧失了信心，一度罢免了他的职务。在他去世之后，新领袖克里昂采取了更为强势的战略，扳回了战争初期雅典的劣势，甚至几乎赢得了战争。然而公民大会上的理智之声消失了，他们在最具优势的时刻傲慢地拒绝了斯巴达人的求和。公元前415年，雅典人终于在亚西比德的煽动之下发动了西西里远征，结果全军覆没，这一灾难性事件遂成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转折点，导致了雅典最终的战败。科林斯人对雅典人的评价是对的，他们就像是飞近太阳的伊卡洛斯，总有一天要掉下来。伯里克利也是对的，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就提醒过雅典人：“只要你们在战争进行中，下定决心，不再扩大你们的帝国，只要你们不自动地把自己迁入新的危险中去，……你们对于最后的胜利是应当有信心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十一章）

战争第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的公葬典礼上发表了著名的《葬礼演说》，赞颂了城邦的伟大和战士的勇敢，他说：在雅典，每个公民都是自由而平等的：“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他又说，“如果把一切都联合起来考虑的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出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伯里克利总是以他的言辞说服他的人民，哪怕是对外发动战争，也是通过战争这种特殊语言去表明其立场和态度。他认为雅典制度的伟大在于成就了人的个体，使得每个公民都能独立自主，并拥有完整的生活与丰富的体验。他对雅典人民的教育和引导，以及他对于文化艺术事业的倾心投入，容易让中国人联想到孔子，联想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样的德治主张。伯里克利不但希望教育他的人民，还希望雅典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 如果前文关于阿斯帕齐娅的猜测没有错，即她是一位女学者兼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教育的践行者，我们便更容易理解为何伯里克利会和她如此情投意合了。伯里克利无疑是一位富有人文精神的政治家，紧跟着伯里克利时代出现的三位大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雅典留给后世的文学、建筑和雕塑艺术，都说明了雅典不仅仅成为了希腊的学校，还成为了整个西方文明乃至全人类的学校。雅典帝国的霸业早已烟消云散，但雅典所造就的灿烂的文化却永存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