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了解古希腊神学的入门书

《古希腊哲人论神》是当代最出色的古希腊哲学专家之一，剑桥大学的前劳伦斯古代哲学讲席教授大卫·赛德利（现为剑桥大学荣休教授）的最新作品，中译本是在赛德利教授2014年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时的讲稿的基础上中止修订、集结和翻译而成。

赛德利教授访问中国时的讲座引发了古希腊哲学界和哲学史界的普遍关注，带来了良好的学术反响和耐久的影响。经过五年的修订和扩展，赛德利教授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且在英文版尚未出版之前就将本书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古希腊哲人论神》不只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创新性，能在英文版出版之前出版中文版也是中文学界的一大幸事。

本期微信为本书译者刘未沫所写的中译本后记。

大卫·赛德利教授是世界知名的古典学家和哲学家，2014年退休前是剑桥大学劳伦斯古代哲学讲席教授（Laurence Professor of Ancient Philosophy）。这个讲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古代哲学讲席，设立于1930年，至今历任七届，每一位都是古代哲学范畴的领军人物。除此之外，他所享有的威信还由于曾经担任古代哲学顶级期刊《牛津古代哲学研讨》（ Oxford Studies in Ancient Philosophy ）的主编十年之久。

我们往常看到的这本书是赛德利201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古希腊哲学名师讲座的结集。就我所知，此书的酝酿至少能够追溯到2011—2012学年秋季学期，那时我在剑桥古典系读研讨生，参与了赛德利给古典系本科生开设的“神与反神”（God and Anti-god）课程，这正是他人大讲座的雏形。我不时保存着当时的笔记和讲义，写这篇后记时拿出来与往常的书稿大致比较，发现二者固然处置的文本大致相同，但赛德利曾经完整改动了呈现的方式。在剑桥的课程是按时间线索中止的，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们对神（包含反对神）的讨论被分为“前苏格拉底与智者思想”“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化时期哲学家”三个部分；而人大讲座则是依照主题布置的。赛德利从中提炼出古希腊哲人论神时的一些重要主题：例如神被同等于宇宙，并作为“球形神”的观念是如何构成的；球形神作为人模仿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含义；此外，那些被压制的无神论传统、宗教不可知论传统是从何人何时开端，它们如何在一种宗教责备的语境下表白自身，等等。尔后赛德利又破费将近三年时间对讲稿中止修正，并增加了两个主题，即神作为宇宙发明力气的“二元论”传统是如何构成和展开的，以及从“匿名性”这一角度来回望前面讨论过的九个世纪，从那些思想家留下的字里行间串起一条他们中大多数人心照不宣践行着的哲学道路：在多神的宗教理想中追求神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依照主题布置显然更容易惹起读者兴味，也更容易抵达掩卷沉思的效果，但同时也对学者提出了更高请求，需求学者在专业与兴味之间做出均衡。这绝非易事。主题的选择、提炼以及章节的布置，自身就是作者长期思索的结果。一实质量上乘的系列讲座文稿从酝酿到最终成书需求五年以上，这是赛德利学术道路中的常态。假如我们留意他另一本基于系列讲座的著名著作《古代创世论及其批判者》（ Creationism and Its Critics in Antiquity ），也会发现与本书极端相似的进程。

赛德利是一位难得的学术才干十分全面的学者。他能够处置多种资料，除了基本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传世文献，他能够第一手地处置残篇、纸草、铭文、图像等。大致阅读赛德利曾经出版的文本、书籍和文章目录，能够看出他对出土文献的耐久兴味，不完整罗列他认真处置过的纸草，包含古代哲学界喜欢讨论的赫库兰尼姆纸草（Herculaneum papyri）——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份对这些纸草中伊壁鸠鲁《论自然》第28卷的文本编辑、翻译和评注（1973），以及德尔维尼纸草（Derveni papyrus）和斯特拉斯堡纸草（Strasbourg papyrus）；也包含曾为古典学、圣经学和古文书学翻开了新局面的著名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Oxyrhynchus Papyri）；还有阿特米多鲁斯纸草（Artemidorus papyrus），以及匿名的柏拉图《泰阿泰德篇》评注、匿名的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评注等。除此之外，赛德利文章中对地上实物的应用，也不只包含铭文（如刻在奥伊诺安达城门廊墙上的伊壁鸠鲁哲学铭文），还包含图像（最近我们看到他经过解读一幅马赛克镶嵌画，来重构最早的一批柏拉图跟随者如何将柏拉图权威化、经典化，并树立自己的权威）。

赛德利对这些资料的关注、解读和运用，有时是出于单纯的语文学和历史学兴味，但大多数时分还是由于这些资料包含了哲学上（如认识论的、言语学的、自然哲学的、伦理学的）的重要信息，或者能够修正一些哲学史的既定见地。我比较愿意将赛德利习气的治学进路称为“自下而上”式的，也就是说他的研讨注重从调查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开端，以此作为牢靠的基础，再对某位思想家或某个学派的思想中止重构和解释。这种“自下而上”的措施有明显的益处，好比能够避免思想史常面临的六经注我式的解释循环，再好比更容易让研讨者跳出既定讨论中止思索，要么对既定讨论提出必要的弥补，要么开辟全新的视角和问题域。除此之外，这种措施似乎也更容易调动不同窗科的研讨措施，依据不同形制、不同题材、不同内容的资料来选取适合的措施，积极正面地建构研讨，因而使古典学、古代哲学自身内含的跨学科特质得以丰厚呈现。

阅读本书任何一章，我们都能够取得以下三个方面的激烈感受：强大的资料处置才干、“自下而上”的治学措施和融合语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的文章写法。本书所解读的资料时间逾越至少九百年，从公元前7世纪的赫西俄德到公元2世纪的伊壁鸠鲁主义者奥伊诺安达的第欧根尼，包含有传世文献、残篇、纸草和铭文等不同形制的资料，题材提高诗歌、对话、哲学论著、论辩檄文等。但这些资料的选择，全都效劳于古代神学重要主题的哲学讨论，后者又反过来是赛德利对这些资料多年潜心研讨后总结提炼的结果。在每一章中，赛德利或者对旧资料提出了更合理的解读——这种合理性可能从古典言语习气、上下文联络、契协作者的思想整体、契合历史真实等多方面来看；或者提供新的资料及其解读，构成对哲学史既定见地的应战，得出哲学史（或者宗教思想史）上和哲学上的重要结果。

就这种治学措施能够开辟新的视角和问题，我们能够以本书第一章关于宇宙发明的讨论为例。普通来说，我们所熟习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史的讲述方式是单线的、一元论的，这种方式最早由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开创，以“什么是本原”为中心线索。但赛德利在第一章中为我们展示的完整是另一条线索、另一种传统，即“创外型二元论”，亚里士多德在这种传统中并不重要。赛德利令人信服地阐明了这种二元论传统在古希腊的影响以至比一元论传统更为深远：它开端于赫西俄德，普遍影响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并在苏格拉底发明性地发明了神学上的“设计论证”后，充沛与之分离，然后在柏拉图的《蒂迈欧》那里抵达高峰，在后来的希腊化时期中又经斯多亚哲学的改造而取得了新的表白形态。

我个人觉得这章特别精彩，每节都得出了很多令人意外的观念，例如发明论第一次进入西方正统是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我们后来熟习的神学“宇宙论证明”实践上是那个被指控为不敬神的苏格拉底的发明，希腊化时期的“安提凯希拉机械”可能是机械版设计论证的实物，等等。这章也是全书最长的一章（中译近四万字），但即便如此，关于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苏格拉底的部分其实都是缩写，感兴味的读者能够在上文提到的赛德利的名作《古代创世论及其批判者》的同名章节中找到更细致的解读。

就这种治学措施更容易中止跨学科分离，也举一例。本书第四章对无神论传统的讨论，是从狐疑一项历史记载开端的，那便是最早见于公元前4世纪伊壁鸠鲁的一份无神论者名单。赛德利的讨论方式是：首先狐疑并逐一丢弃该名单中的一切选项；借助其他资料恢复出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在雅典盛行起来的无神论思潮的基本状况，指出其匿名性的传播方式；确认了属于该思潮的可能文本形态（如《西西弗斯》残篇）；然后进入对这种一直作为“暗流”的思潮的哲学调查，并阐明我们能够借助柏拉图暮年著作《礼法》中对该思潮的批判，重构出了当时无神论者完整不同于主流的对自然、技艺和神的见地。在这整个探求过程中，寻觅真实，特别是对压制思潮的关注是偏历史性的兴味；但这章后半部分的旨趣则完整是哲学性的，特别是从柏拉图对话中重构“无神论者的‘神谱’”，对我们了解正统对立面的自然观、技术观、宇宙观等都有极端重要的作用，反过来也能促进我们对正统思想之生成过程的了解。此外，最初的历史性旨趣，随后也催生出了新的视角和新的哲学史叙事，这就是赛德利后来在第七章以暗流之中心特征——匿名性——对整个古代希腊宗教思想展开的重述。

书中翻译方面需求中止阐明的中央，我基本都放在了随文脚注中，供大家参考。这里只提一点，也是我在其他中央曾有过的倡议，即希望将古希腊哲学中能够回溯至希腊文kosmos（即有序体）的英文词（有的学者译为world [如赛德利]，有的译为universe）都统一译为“宇宙”（而非“世界”），而将能够回溯至希腊文to pan的英文词（通常是universe）译为“一切”“大全”或“万有”等。赛德利在第一章第二节指出过这两个词在英美语境中翻译的紊乱，我们在翻译英文著作时假如能回溯到其所对应的希腊词来选择适合的中文，则能够避免卷入英文自身的翻译紊乱（关于其他西语文献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同时，我也要厘清中文语境一个常有误解，我们（或许遭到了科瓦雷名著的影响）习气以为“世界”是更合适古代自然哲学著作的翻译，而“宇宙”是近现代呈现无限空间概念后的产物；其实不然。该误解的前半段能够经过对中文词的历史调查来反驳，“宇宙”在早期中国就已呈现，最初含义就是时空有序体（正好能够与希腊文kosmos对应），而“世界”是佛教传入中土后，由于译介需求对应“宇宙”一词构词法而发明的新词，在汉传佛教经典中“世界”代表的是一种无固定视角和绝对中心、以几何级数增长的多元结构。而误解的后半段，则需求从哲学上反驳，其细致缘由正好能够经过阅读本书第二章“球形神”（这个题目完好地说应该是“球形的宇宙-神”）而取得。在第二章中，赛德利不只重构了希腊哲学如何确立球形作为神最适合外形的逻辑线索，也顺带勾勒了有限的球形宇宙观念是如何从无限的宇宙观念中演生出来——是的，在古希腊，无限的宇宙观念以至更早！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诗人和哲学家克塞诺芬尼，第一次用承认神学的方式取得了一种无处不在、无需感官便可全知，仅靠思便可推进万物的神的观念，而与之共同存在的宇宙，也是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无限延伸的。之后，在巴门尼德那里，才第一次出于以数学精确性来了解神性存在者的需求，为无限的宇宙（以及与之共同存在的无限的神）设置了外边疆，使宇宙变成了有限的。

本书出版的整个过程都得益于刘玮教授的鼎力支持。在翻译过程中，刘玮辅佐我修正和完善了很多细节，他的很多独到见解也给了我十分大的启示，使我在很多方面能够如虎添翼；我们为一些术语翻译争论不下的场景，都会在回想中都变得可贵—— 一方面，在往常翻译市场化大潮中，很少有人会在翻译和编校上破费如此多的气力和时间；另一方面，这些争论也的确促进了对文本的了解。本书的出版还要感激的是责编王晨玉，感激她耐烦和细致的编校工作。最后，特别感激赛德利教授将本书的英文版出版放在中文译本之后，这无疑增加了中文译本的价值，当然也让我倍感压力。赛德利的言语“百转千回”，多夹杂不同水平的转机，这种言语特性不只由于他模范性的英式表白，还由于上面所说的其所处置的资料的复杂。赛德利是我十年前在剑桥读研讨生时的导师，他教会了我认识到古代资料的昏暗、哲学论证的艰难、结论的永远可错，以及对未知世界坚持猎奇。希望本书的翻译，也能够尽量将这些信息原本地传达给读者。本书的翻译也遭到国度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柏拉图〈蒂迈欧〉与亚里士多德〈论天〉比较研讨》（编号20CZX036）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